又一篇旧文，有点过时了。
“如何看待阿以冲突，不仅需要一定相关的背景知识，需要从纷繁的现象中探寻真相的本领，还需要一些勇气，良知，正义感，忧患与自省意识，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
黎以战争爆发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的知识界对战争看法截然不同，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在以色列，知识界罕见地对政府的武力侵黎政策予以一边倒的支持。《国土报》专栏作家、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阿瑞·夏菲特7月30日写道："现今以色列发动的，是其历史上最正义的一场战争。因此，一切在此前要求以色列撤回公认边境的人们都应该拥护这场战争。"
《新消息报》主编拉维·施耐特在7月28日的头版社论中呼吁以军"摧毁庇护真主党恐怖分子的村庄，用炮火为他们洗礼，摧毁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或者是无动于衷的人们，以及一切散发着真主党气息的人们。"
一直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建立某种和解的著名作家阿摩斯·奥兹在授权中国《南方周末》8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也站在政府一边："这些天的激战绝对不是在贝鲁特和海法之间展开，而是在追求和平的国家同盟--以色列、黎巴嫩、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伊朗和叙利亚煽动起来的狂热伊斯兰教徒之间进行。"
而在阿拉伯世界，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对真主党挑起事端表示不满，但他们同仇敌忾地谴责以色列的战争行为。那些素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言辞自然激烈，而即便是最温和、最认同西方价值的知识分子，也表示出不满与愤懑。
旅居法国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同样激烈，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主张同以色列和谈而被叙利亚作协开除会籍。就是这样一位被西方人广泛接受的诗人，也愤怒地在著名的阿拉伯文《生活报》（7月27日）上撰文："以色列的行径一再表明，它只会用铁血的眼光，通过坦克、火箭和战机来看待阿拉伯地区，它的眼光中没有历史、记忆与未来，没有人。"他还严词批评"以色列与欧美知识界对战争表现出的沉默"：
"为了两名士兵，数以千计的人们被灭绝，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之计。绑架或俘虏两个士兵被称作‘恐怖'，而大规模的屠杀则被称作‘自卫'。而恰是同样的知识界，曾经声援、捍卫过个人和民族的自由，反对过一切形式的镇压与暴虐，即便是个人受到的最平常的不公，无论这一切发生在前苏联、拉美、中国或某些伊斯兰国家。"
"真的，这种耻辱的沉默，预示着全世界范围内正蔓延着一种思想和人文的重病，
‘人之死'已不再是一句空话；真的，人的良知、理性与卓见正在死亡。"
另据报载，年届95高龄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临终前也在病榻上每天关注黎巴嫩局势，并对以色列"不恰当的回应"表示"不安与气愤"。马哈福兹也曾是埃以戴维营和谈的拥护者，因而被激进穆斯林视为"叛徒"。
看待同一场战争，两个阵营知识分子的观点如此悬殊与对立，让人不免对阿以和解与和平的前景产生忧虑，也让许多局外人面对事件深感迷惑，不知何从听信。
由于伊朗、叙利亚及其他部分伊斯兰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极权特征，"真主党"、"哈马斯"等政治团体的理念过于激进，"基地"等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已臭名昭著，因此，西方人容易把价值观与之接近的现代国家以色列视为同道，而把阿拉伯人及穆斯林视为"他者"。然而，这样的先入之见，也容易妨碍人们客观了解黎以战争的背景及深层原因。
真主党绑架以色列士兵，其诉求是以色列释放在押的阿拉伯囚犯，并停止对巴勒斯坦的侵略。真主党这一"以卵击石"举动背后，或许有配合伊朗、叙利亚与西方角力的因素，但其诉求也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即黎以冲突的根源，还得从阿以冲突的大背景中追溯。
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以70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为代价。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四次中东战争中，特别是通过1967年的"6·5"
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联合国安理会曾通过著名的242、338号决议，要求以方撤出其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但是，以色列并未执行这些决议，至今仍占领着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东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阿拉伯土地。
自以色列建国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得益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鼎力相助，也归功于国民的奋发图强，今日以色列已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各方面取得了足以傲视阿拉伯世界的成就，其政治运作也更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蒙受的巨大苦难，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展露出的聪明才智，现代以色列引以为豪的建设成就，成功地扭转了欧洲文化中犹太人奸诈、怯懦的历史形象，而犹太人高超的公关策略，更在欧美营造了批评犹太人即等同"排犹"、"反犹"的政治氛围。客观而言，犹太民族已证明自己是个精明且聪明的民族。
然而，"精明"、"聪明"却还不能等同于"高明"与"伟大"，这不仅因为以色列至今非法占有阿拉伯土地，还因为以色列人在享有民主人权及优裕体面的物质生活同时，却未能人道、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的民选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拉法特被以军围困在拉马拉的官邸达三年之久，生活环境极为恶劣，直至病危就医时才获自由，一国领袖遭遇如此侮辱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实属罕见。巴勒斯坦领导人尚且如此，而普通民众更是每时每刻生活在贫困、混乱、屈辱、绝望之中，这种虽生犹死、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相信任何一个秉有良知、了解真相的观察者都会予以同情。
叙利亚因强硬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而受到孤立乃至被妖魔化，其依照联合国决议收回戈兰高地的合理要求也被国际舆论忽视。因此，叙利亚的极权统治虽有民怨，但其反美抗以的外交政策，却得到众多渴望维护民族尊严的国民乃至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拥护。
阿以冲突持续几十年的历史说明：巴以、叙以的矛盾一日不得解决，中东就难得和平，世界也难以安宁。因此，如果孤立地看待此次黎以冲突，那么以色列以战争手段报复真主党的挑衅行为可谓正当之举；但若将冲突置于地区与国际矛盾的大背景，并结合历史渊源来看，那么，就难以认为以色列拥有绝对的道义。
以色列恃仗美国的偏袒，过分迷信武力，将与自己有着相同闪族历史渊源的阿拉伯人视为非人，以一己私利为重，不愿在落实"土地换和平"战略时做出必要让步，其结果不仅将以色列经济拖至历史最低点，让以色列国民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还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导致了恐怖主义在世界的蔓延。由此判断，"精明"且"聪明"的以色列人能称得上"高明"与"伟大"吗？阿拉伯人指以色列"绑架世界和平"，这一指责虽有耸人听闻之嫌，却也隐含一定道理。
据报道，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时，曾在会谈中对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表示，以色列羡慕中国长城，也准备建造当代"长城"--隔离墙--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朱镕基意味深长地回答：长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全，只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能带来长治久安。他还以孔子的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赠，委婉告诫曾在历史上蒙受巨大苦难的犹太民族勿给其他民族带去苦难。
老子也有一句体现东方古老智慧的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颇值得以色列以及被恐怖主义搞得风声鹤唳的美国政府深思。
迄今为止，以色列及美国的反恐主要建立在武力威慑与镇压的基础之上，其终极惩罚不外乎肉体灭绝。然而，当"恐怖分子"不惧死亡、乃至以死（殉道、牺牲）为荣时，武力还能起多少威慑作用呢？
以色列以"反恐"为由，将哈马斯领袖亚辛、兰提西等人相继暗杀；然而，巴勒斯坦人通过民主投票，成功地将哈马斯推上执政位置，这是对以色列铁血政策的抗争、蔑视还是嘲讽？
黎巴嫩南部小镇Cana（译"迦拿"胜于"加纳"，因《新约·约翰福音》记述耶稣在迦拿施行过变水为酒的神迹）遭受以军空袭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后，伊拉克、巴基斯坦、加沙等地的穆斯林民众身披白色殓衣，走上街头，表明愿为真主党战死的决心。而此前，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情形还伴随着伊拉克战争、美军的各类丑闻、巴勒斯坦的各种血案、艾布·格莱布及关塔那摩虐囚乃至先知漫画等等事件，一而再地在伊斯兰世界上演。当反恐年度报告列数破获了多少恐怖机构、捉拿了多少恐怖分子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统计："9·11"以来，美国、以色列乃至整个西方治标不治本的反恐政策，又播下了多少颗仇恨的种子，催生了多少个恐怖的细胞？
令阿拉伯知识分子深感悲哀与气愤的是，他们一向服膺并称羡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现代价值，由于民主、自由的"旗手"美国的插足，竟然与中东这块土地渐行渐远。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的领地日益扩大，温和、世俗、理性的力量一步步走向边缘。美国在中东就好比一个名声不好、又偏爱强买强卖的商贩，无论它兜售的是什么货色，都会招致怀疑与抵触，谁愿意或勇于做这个商贩的"托儿"呢？《生活报》曾经发表题为"美国是中东实现民主的最大障碍"的文章，这一命题，可能会让素以"山巅之城"自许、以传播民主为己任的美国人始料未及并万分尴尬的。
可以说，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外来势力的干涉，是阻碍阿拉伯世界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三座大山"。不幸的是，这"第三座大山"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又日见"增高"，并极可能产生助长另外两座"大山"的连带效应。这不是中东的福音，也不会是世界的福音。
看来，如何看待黎以冲突，不仅需要一定相关的背景知识，需要从纷繁的现象中探寻真相的本领，还需要一些勇气，良知，正义感，忧患与自省意识，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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