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翻译与新文学的发展
传承与交融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及近代世界各国文学发展时期，这两个因素显出了尤为重要的意义。传承是指对本国古代文学的继承与发扬。而交融则是指从各方面吸收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学精粹，在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对本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而推动本国文学的发展。而由于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差异，在文学交融中，翻译就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译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人类有了本民族不同的语言以来，在满足人类交往的需求中，翻译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纵观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世界四大文学体系的两分子，二者近代新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其近代大规模、成体系的文学翻译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翻译活动也同样历史悠久。在中国可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有了翻译活动。《礼记•王制》中记有：“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西汉时期专门设有译长的官职。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逐渐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佛经翻译活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但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为集中的要属阿拔斯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了。这场翻译运动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多方面，历时百年之久，不仅为阿拉伯中世纪文学、文化、社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日后欧洲文艺复兴所汲取的宝贵财富。但那时，文学翻译仍是这场翻译活动的一个分支。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翻译运动的再次兴起，对二者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量文学译作的出现，则是在近代。
近代的历史，对众多东方国家来说，是一个屈辱的历史。尽管曾经标扬过人类文明的旗帜，但在近代，他们在科技、思想的发展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了。西方国家的铁蹄肆意的践踏在中国和阿拉伯这两方有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落后腐朽的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一次次的割让土地，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这些都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同时，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在近代已经严重的束缚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发展，腐朽落末的制度也禁锢了人民的情感，禁锢了文学的创新。单一的文学八股的创作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多爱国人士，密切关注国家问题，宣扬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思想的创新使他们极其渴望探索新的更适合表达思想，更能跟紧时代的文学创作语言与形式。而西方列强的大炮，也结束了他们闭关锁国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政府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也曾多次派人留洋求学，这些留洋学者了解到西方国家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看到了他们在科技、军事上的发达。
而在距中国不远的另一个东方社会，也几乎在同时代里经历着相同的遭遇。自从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辉煌之后，阿拉伯文学发展的火焰也逐渐熄灭。其文学、精神生活相比起黄金时代的阿拔斯王朝，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1798年，拿破仑攻破了埃及的大门亚历山大港，阿拉伯国家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在法国对埃及三年的控制中，埃及社会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激起了埃及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人们亟需进行一场社会和政治改革，一方面击退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可以实现本国的振兴。同时，埃及人民在与法国入侵者的斗争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欧洲世界。他们看到欧洲人过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看到欧洲妇女们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自由的生活在人们中间，更让埃及人民震惊的使他们感受到的欧洲的进步科技。拿破仑的入侵带来了一部分出色的物理、自然、历史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他们来到埃及是为了以欧洲的科技建造埃及科技，他们开始研究埃及的各个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法国1809——1825年出版的九册《埃及综述》里。” 这是欧洲了解埃及的基础，也是埃及了解欧洲的基础。拿破仑带来的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报纸书籍得以大量刊行，这也为文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鉴于二者相类似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状况，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从1840年到1919年与阿拉伯国家从1798到1919年这两个时间跨度内二者的翻译活动，并分析其在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种种相似之处。
毋庸置疑，二者的翻译活动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并以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各种介绍西方应用科学以及社会学的书籍首先受到了文人们的关注。在近代中国，许多文人都一直坚持不懈地介绍西方科技与文化。早期有林则徐译的《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和《华事夷言》等（后来被收录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中）；肖会裕翻译的《英吉利记》（1842年）；徐继畬译的《环瀛志略》等，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军事、地理各方面状况；十九世纪末期有严复译的《天演论》（1898年）、《原富》（1901——1902年）、《社会通诠》（1904年）、《穆勒名学》（未完，1905年）、《名学浅说》（1909年）、《法意》（1906年）等，集中介绍了当时西方以及日本国情，宣传其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基本原理的著作，这一时期有很多著作是刚刚在西方问世不久，中国就有了译作，也表现出了文人对西方社会学思潮的密切关注。这些都为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让国人了解西方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的译文优美流畅、风格简约通透，都可看作是一笔文学财富。尤其是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关于翻译理论的一些见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
在埃及人民击退法国侵略者之后，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ī
1769-1849）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他上台后，十分注重发展埃及的科技及军事力量，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军事上的强国。从1826年起，他曾先后派遣多批留学生团，前往欧洲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政治、医学、农学以及艺术等技术，以期发展本国科技。以雷法阿•塔赫塔维（Refā‘a al-ΤaHāwī 1801-1873）为代表的一批埃及青年因此而得以广泛的接触西方社会，这些学子们归国后开始了科学翻译运动。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成立了语言学校，教授西方语言以满足翻译的需求，并在1842年成立了翻译处，由雷法阿•塔赫塔维任主席。据统计，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代，一共有191种译作问世，其中关于航海军事学的最多，有64种；医学译作有56种。且大部分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而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共只有28种（其中教育学2种，逻辑学1种，哲学1种，历史14种，地理3种，旅游4种，意识形态学1种，社会学1种，政治学2种。）文学最少，只有2种。 尽管此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但这毕竟为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而且其中有关社会科学的译作也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与革新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交流在易司马仪统治埃及的后期有了更大发展，他注重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建立了许多初高等院校，大量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许多毕业于欧美教会学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了躲避奥斯曼的残酷统治，也大量涌入埃及。他们呼吁过自由、有人权的生活，对西方文学也有大量系统的研究，经常在报纸上评论西方歌剧。有了以上诸多前因，阿拉伯国家的近代文学翻译渐渐繁荣起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真正的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兴盛于十九世纪末。并且首先发生在诗歌领域，但其规模和数量都不是很大。在中国，根据钱钟书的观点，认为1864年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中国人董恂合作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人生颂》基本上是最早的译诗。严复在1898年译出的《天演论》里也曾引用英国诗人朴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原人篇》片断以及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长诗《尤利西斯》中的一节。独立介绍西方诗歌的中国译者有马君武，曾译过拜伦的诗作《哀希腊》（发表在1905年《新文学》上），以及英国诗人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缝衣曲》（1907年）等；辜鸿铭，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古律己（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古舟子咏》、考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痴汉骑马歌》等；苏曼殊，他的第一本译诗集《文学因缘》于1908年出版，1909年又出版了《拜伦诗选》，等等。早在1831——1836年间，埃及文人雷法阿•塔赫塔维于法国留学之时就曾阅读过卢梭、拉辛等人的诗作，并曾尝试做过一些翻译。这些译诗数量不多，也未对当时文坛产生什么影响，但它们可以算做是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最早的翻译诗歌，此后文人也有效仿。诗作翻译影响较大的要数旅居埃及的黎巴嫩文人苏莱曼•布斯塔尼（Sulayman
al-Bustānī 1856-1925），他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04年）。为了翻译该部作品，他曾经认真学习希腊文，试图采用新方法，新标准，为阿拉伯国家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此外，现代戏剧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土地上，并且一经发芽，便生的枝繁叶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最初将现代戏剧引进本土是通过演出。1900年，南洋公学学生演出了《经国美谈》，是根据梁启超的译本改编。而1908年李石曾翻译的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el Kampf 1881——?）的爱国主义剧本《夜未央》，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翻译剧本。据阿英统计，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剧本共有14部。1848年，叙利亚人马龙•奈卡什（Marūn Nigāsh 1817——1855）组织了家庭剧团，将法国诗人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删改称阿拉伯文剧本上演，他被认为是最先介绍西方戏剧的阿拉伯文人；此后，旅居埃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文学家赛里姆•奈卡什（Salīm-Naggāsh ?——1884）、艾迪布•伊斯哈格(Adīb Ishāg
1856-1885)、优素福•海亚特（Ūsuf-Khayāt 1938—— ）也翻译并上演了许多外国剧目。
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活动中，翻译数量最多，对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要属小说翻译。
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是《意拾寓言》（1840年刊于《广东报》），到1896年共有翻译小说7篇 ，而在1896年到1919年之间，小说翻译不仅在数目，而且在种类上都较之前有了飞速的发展。政治小说主要有《佳人奇遇》（梁启超译）、《政治波澜》（赖子译）、《游侠风云录》（独立苍茫子译）、《苏格兰独立记》（陈鸿壁译）等等。教育小说、科技小说、侦探小说等在内的多种类、多形式的文学翻译作品也纷纷亮相。主要有《青年镜》（南野浣白子译）、《苦学生》（苦学生译）、《歇洛克奇案开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译）、《黑奴吁天录》、《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译）、《惨世界》（苏曼殊译）等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晚清时期，中国翻译的国外小说达四百种，而如果算到五四前夕，则共有800余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小说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俄国2种，其它国家的7种。 译作最多的要属林纾，他仅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翻译介绍（与别人合作）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0余种小说达1200万字，属于名著的就有40多种。 这种百花齐放的翻译局面在新文学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中国本国的新文学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阿拉伯国家出现最早的翻译小说应该是1876年雷法阿•塔赫塔维翻译的法国作家费讷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1651-1715）的《特勒马科斯》，这部经他删改翻译的小说含有讽谏当政者的意味。在此之后，许多翻译作品纷纷问世，涉及的范围也由最初介绍西方科技国情而发展到传译多角度、多形式的文学作品，如爱情小说、教育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而其中又以爱情与冒险小说最为繁多。纳吉布•苏莱曼•哈达德（Najīb Sulayman al-Haddād）除翻译多种戏剧以外，还翻译了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1888年）；尼古来•里兹古拉（Niqulā Rizgur）翻译了小说《拿破仑三世的覆灭》（1904年）；1907年拉希德•哈戴德（Rashīd
al-Haddād）翻译的俄国小说《追求》，1912年穆罕默德•斯巴阿（Muhammad as-sbā‘ī）翻译了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1915年白柏威•阿里（Babāwī
Ghālī）还翻译小说《幸福家庭》。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Mustafā Lutfī al-Manfalūtī 1876-1924）翻译的作品有删改成较短篇幅的《牺牲》（即小仲马的《茶花女》）、《殉难者》，即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1768-1848）的《阿达拉》）等，收录在他的作品集《泪珠集》中，此外，他还翻译了长篇《菩提树下》（又名《麦吉杜林》）
、《为了王冠》 、《布勒和薇吉尼》 （又名《美德》《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又名《诗人》） 等等。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Muhammad
‘smān al-Jalāl
1828-1898）以及其它埃及文人还翻译了莫里哀、斯威夫特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塔尼尤斯•阿卜杜（Tasyūni abdu）还创办了杂志《说书人》，其中登载了很多著名翻译小说，如《浮士德》、《伊莎布皇后》等等。其中苏莱曼•布斯塔尼为《伊利亚特》译作所写的前言和结语探讨了阿拉伯文学翻译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早期探讨阿拉伯翻译理论的著作，而他也被是为“阿拉伯现代科学批评的先驱之一。”
1892年，埃及还成立了翻译学会。据埃及书库资料统计，仅到十九世纪末，阿拉伯翻译作品就超过百部，以英法的译作为多，也包括少量的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作品，有些是从原语言直接翻译过来的，有些是通过英法译本转译而成的。这些作品活跃了埃及人民的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文学鉴赏力，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为埃及的文学振兴打好了基础。
国家主权沦丧，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有的政治、思想体制已经严重的束缚了发展；本国文学创作陷入停滞，人们急需有大量新鲜、有思想、有见地的文学作品出现，宣扬进步思想，学习西方之所长来强壮本国。这些都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近代文学翻译运动产生的共同社会和文化背景，正因为有着相似的背景，比较他们的近代文学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共同的特点：
一、二者的近代文学翻译，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都集中体现为翻译介绍西方国情、最能集中体现西方进步思想、进步科技的作品。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带动下，进一步引发了小说翻译。而在小说翻译方面，首先畅销于中国和阿拉伯近代社会，引起读者兴趣的则是那些冒险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娱乐通俗小说。尽管也有有识之士提出过重视小说宣传革新思想的功用，例如，中国著名文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倡导人梁启超1898年在他于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中，明确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政治小说会使国民思想为之改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为自己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原作为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所写的序中，他甚至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打他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改革、揭露民众生活、宣扬革命思想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在极大程度上都起到了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思想，其翻译的目的正如林纾在《鬼山狼侠传》序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了“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
阿拉伯国家的翻译文人也不乏以宣扬人道思想、自由平等为目的而进行翻译的。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在他为自己翻译的小说《为了皇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
。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与阿拉伯近代文学翻译小说中，虽然后来宣扬爱国思想、新民风、民智的小说对二者社会乃至自身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最初二者翻译作品能够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仍然是爱情、冒险、侦探等娱乐小说，这其中又以情爱小说为首。就译作思想内涵对二者影响程度来看，在中国及阿拉伯社会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娱乐小说（情爱、冒险、侦探类小说）——思想小说（政治、历史、宣扬个性的小说）——自身创作小说”的渐进循环。虽然在时间上有些是基本同步的，例如，在中国，娱乐小说的译作几乎与思想小说同时登台，而在阿拉伯国家似乎是娱乐小说要比思想小说早一些；二者的自身创作小说也是基本上在一出现译作就开始了蹒跚颠沛的尝试。但是，其影响的先后顺序基本是上述一个过程。1882年，在中国问世了法国作家茹尔•凡尔纳科学冒险小说《海底旅行》的最早译本（卢籍东译），1898年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人有“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的赞誉。1903年出现的有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译的《月界旅行》、包天笑译的《铁世界》，都是凡尔纳的科学冒险小说。1905年，周作人以“碧罗”的笔名译了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侦探小说《玉虫缘》（1905年）等，一系列的娱乐小说纷纷登场。在阿拉伯国家，最初刊登译作的杂志，对其刊载消遣小说从不讳言。1893年,《青年》杂志刊登了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1802-1870）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宣称其目的就在于娱乐读者。而经常在《光明》杂志上刊登译作的纳斯布•迈什阿拉尼（Nasīb al-Mash‘lānī）也说自己翻译小说是为了博读者一笑。《东方青年》杂志也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其中一部短篇《夫妻俩》，并称刊登此作是因为“这是一部充满了睿智的小说，奉劝男士将其作为夫妻生活幸福之道的基础。”
从埃及书房保存的《山鲁佐德系列》杂志篇目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译作主要是一些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冒险和爱情小说，如这类小说没有过多的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真实状况，但却可以满足阿拉伯读者猎奇和向往爱情的心理。独立出版的长篇爱情小说有穆罕默德•鲁特菲(Muhammad
Lutfī)翻译的《命运之指》，纳欧姆•马克尔兹勒（Na‘um al-Magrzal）翻译的小说《爱的酒杯》等，侦探小说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有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作品等。而埃及作家曼法鲁蒂的翻译小说《麦吉杜林》所揭示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布勒和薇吉尼》为我们所揭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是被本国读者反复颂读。它使人们敢于正视自己被压抑的情感，敢于站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斗争。如果说爱情、侦探、冒险等娱乐小说首先受到国人的欢迎与当时译作接受群体的素质趣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这其中爱情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就不仅与此有关，更与那时中国与阿拉伯社会特殊的思想封闭与禁锢气氛是分不开的。
钱钟书曾经说过，习俗慢慢会演变成传统，而传统往往会束缚变革，同样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点，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东方国家尤为明显。在中国，多年的封建束缚使人们习惯于压抑人类的自然情感，培养出一批批四平八稳的道学先生。因此，反映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经、史、子、集”等正统文学才是高雅文人的推崇，而那些风花雪月歌颂爱情的作品往往居于次列，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曾有的白话言情小说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大结局，而且把玩他们的也只是一些下里巴人，而居庙堂之高者对此总是不屑或是故作不屑一顾的。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如此，在伊斯兰教严格的宗法制国家中，女性连抛头露面都要收到严格的限制，更不要说自由的谈情说爱了。谈论爱情成了宗法中伤风败俗的罪行，成了人们心中触不可及的奢望。但是，人类的自然情感是很难久久压抑的，作为纯真人性的一面，必然会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强烈的追求和喜爱，而且往往愈压抑，爆发的愈强烈。在近代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内忧外患使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而对爱情讳莫如深的压抑又越发的使人们感到窒闷，积郁在心中的各种情感都希望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而爱情被视为他们争取自由、独立自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第一步。加上近代引进西方文学后，小说的地位在中国和阿拉伯社会发生了微秒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堂而皇之的阅读小说了。因此，那些反映西方世界对自然情感推崇的作品，凄婉爱情中体现的百转肠回的情感，一经与人们的心灵碰撞，立刻显出了超乎往时的巨大反响。除了在政治革命小说中，释放人们的爱国情感外，这类小说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情感的天地，成了他们释放自身情感的另一个突破口。不断的正视人类本能具有的却长久以来都到压抑的情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过程和表征，因此从人们对待小说特别是爱情小说的态度变化，可以折射出人们乃至民族的思想进程。
二、文学翻译在起步、发展的最初，必然会经历一个探讨、摸索的阶段。针对同一部译作，由于许多词的译法、许多地名、人名等音译词都语言先例可寻，因此，个人翻译使用的语言往往就不同。同一个作品，在译本里就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地名、人名（这里并不指涵由于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译作各异），这是各国文学翻译的最初都极难避免的现象。不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近代除了这个相同点之外，在文学翻译手法上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就是，那时二者最初的译作大部分都不属原作的姓名，也不交代译作原本的书名。而且他们常常出于追求典雅，或是便于国人接受，都会给译作起另外一个书名。如《块肉余生记》、《孤星泪》《红礁画桨录》等（有些还在译作序里说明原作者，而有些就极难考证了。）。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时删改原作、不注明原文为何种语言，不标明原作者或者改变书名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往往使人误以为是创作作品。例如艾哈迈德•哈菲兹•奥德（Ahamad hāfiz
‘ud）在《民间夜谈》杂志上发表他翻译的法尔德里克•马尔伊特的小说《贾菲特寻父记》时，将其分成五篇，各篇名称看上去似乎毫无关联：像《复仇记》、《娶妻记》、《皆大欢喜》等。这些现象随着翻译活动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在渐渐的减少。而二者翻译文学手法的另一相同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涉及到许多翻译理论，也历来争议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最富盛名的近代翻译林纾，与埃及影响颇大的文学翻译者曼法鲁蒂，他们居然都不懂外语。他们的译作有的是由一个讲述者为他们讲述原作，由他们执笔将其翻译成作品，有的是增改前人或是当时人翻译的粗稿进行翻译。这就引发了翻译学中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们的译作究竟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有多少？这样的译作其翻译价值究竟有多高？而且，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阿拉伯和中国文坛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纵观二者的近代文学翻译，译作的本地化的现象不仅在这两人身上有着明显体现，而且在与他们同时代许多精通外语的译者译作中也是处处可见，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风气。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曾经加入自己的不少创作；鲁迅译《月界旅行》也有所删改周作人译《孤儿记》属于半译半作。有些译者还在有改动之处加以说明，含有引以为豪的意味。而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也曾对《布勒与维尔吉尼》进行过删译。乔治•宰丹（Jawrj
Zaidān 1861-1914）在《阿拉伯文学史》中曾说黎巴嫩的沙克尔•沙戈尔(Shākir Shagīr)将十多部法国作品阿拉伯化，加入了许多个人创作。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对待翻译文学的一个共同态度：即，受本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只是一个二手工作，并不能够说明译者具有多高的才华。因此，有些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的加入自己的创作，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而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最初在对西方作品的接受上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接受的最初阶段，东方民众还没有进入到对纯文学文本从艺术创作本身来接受的阶段，他们在习惯了本地传统创作方式作品之后，初一接触到新鲜的文学作品，还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而是着重感受作品所体现的新鲜情节、新鲜思想和主旨，尤其是那些能够呼吁自由、民主、歌颂爱情的作品，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有意识吸收其先进文学创作经验的文人，也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本国没有的冒险、科技、侦探小说的文学题材上。这些都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重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侧重点。他们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能够反映这种思想、描写爱情以及侦探情节的作品，甚至在翻译时还会有意识的发挥译者的创作本能，加入译者想要宣扬的思想，从而对原作进行删改；或是忽视原作中的对话和人物性格的描写，重视情节的发展脉络。而到发展较为成熟以后，读者开始能够以纯文学文本的方式来了解西方创作方法、文学流派等，而二者本国的创作者也开始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求得本国文学的发展之路，对作品的鉴赏力日渐提高，他们开始更加重视译作对原文的忠实。因此尽管严复在早期翻译中就提出了“信”、“达”、“雅”这个著名的翻译观点，但就翻译过程中的“信”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多少存在这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成分在内。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将会在《林纾与曼法鲁蒂》一节中详细论述。
三、文学现象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会影响相应的社会生活。当时两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两国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报纸、杂志的大量刊印则为文学翻译运动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文学翻译作品的畅销也刺激了报刊、杂志的刊行，除了其产生的文学效应之外，在近代社会还为两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几乎一度使翻译文学成为了主流文学。
近代中国的期刊始刊行于1815年，第一份报纸印于1858年。 其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1921年，已有报刊1104种。在戊戌变法之前，由于翻译小说地种类很少，因此刊印在期刊杂志上的也就寥若星辰，也没有引起巨大反响。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专刊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开始大量刊登翻译小说。到1916年，文艺期刊的种类就激增到57种，在近代中国报刊业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确实是发展神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小说大量问世，仅从1899到1916年，就有翻译小说近800种，这也使得许多刊登翻译小说为主的期刊应运而生，除了上述提到的《新小说》外，还有《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新新小说》（1904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小说时报》（1909年创刊等等）。此外书局的成立也为文学翻译运动带来了介绍域外文学的舞台，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林社更是近代中国介绍翻译文学的主力军。很多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还被多次刊印。例如柯南道尔的小说《华生包探案》从1906到1920年间竟被刊印达7次之多。文学翻译刺激了文学期刊的大量刊行，同时，期刊的大量问世也刺激了文人翻译文学作品的空前热情，翻译多品不仅有了可以发表的空间，而且可以收到一笔不菲的稿酬。而刊登了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的期刊杂志，销量也异乎寻常的好。例如，1907年，商务出版社的业绩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其出版的199种小说书籍中，有135种是翻译小说。而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阿拉伯近代翻译文坛上看到。1821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成立了布拉格国立印刷所，从此埃及的印刷业有了飞速发展。创刊于1876年的埃及《金字塔》首先开始刊登文学作品。1892年，《新月》杂志开始刊登翻译作品。1894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卡尔库尔(Iskandar Karkūr)出版了《小说选》，这是埃及出现的第一本以刊登翻译小说为主的文学杂志。此后的《小说月刊》（1901年）、《酒友夜谈》（1902年），《民间夜谈》（1904——1911年），《时代笑话》（1908年）、《东方青年》等刊物都开始纷纷刊登翻译作品。这些刊物为了取悦读者，获取更好的销售量，大量刊登能够迎合读者趣味的作品，一时间，充斥刊物的译作几乎都是冒险、爱情与侦探小说。出版利润使许多出版商不断出版那些市场好、销路广的译作，而优厚的稿酬又鼓舞了译者的翻译激情。这使小说翻译与期刊出版形成了一个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但是，这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循环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许多文人为了博取读者的欢心，为了追求翻译的速度，在选材和译文质量上望望过于草率。除了当时翻译的一些有文学价值的名著外，很多冒险、探案、情爱小说充斥大部分翻译文坛，形成了当时的主流文学，使读者将西方的通俗文学误以为是严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了解西方文学的全面性。这种情况在二者文学的发展有所改善。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与阿拉伯社会面临着不改革不能生存的严峻形势，而二者的文学发展也到了一个亟待转型的边沿。文学的变革一方面需要二者吸收古代辉煌时期的文学精髓，另外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二者要想能够跟紧时代的发展，在西方日渐鼎盛的文学中由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发展到能迎刃而上敢挑战，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学的新鲜酵素。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学翻译活动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随着翻译文学的出现，文学领域的革新就已经开始了尝试性的探索，因此，新文学形式的出现可以说在近代就有的，但并未形成强大的潮流和体系。为了便于研究文学翻译对新文学的影响，我们将集中讨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这个时间跨度内的新文学。
在这段时间内，二者翻译文学继续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运动在“五四”前后达到了高潮。不仅其数量令人惊叹，而且涉及的范围也非常之广，世界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作品被介绍过来。翻译的目的也更加明确，不再是自发的进行选择，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选择一些促进改革、促进发展的作品。各种文学社团相继成立，组织翻译反映革命思想、揭露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并且形成许多翻译流派，“直意”之风逐渐成为主导，白话译文大量出现。从1915到1921年，仅《新青年》就刊登了译作30多部。作品涉及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特别是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未名社，十分注重翻译俄、印度、日本等受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这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使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了强烈震动。加上现代文学家“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国优秀作品努力加以借鉴，吸取其艺术创作形式和手法，使新文学进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
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复兴也离不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学翻译运动的影响。1919年埃及大革命之后，这种翻译活动仍然有极大的发展。例如，著名埃及文人塔哈•侯赛因(Taha
Husain 1889-1973)除从事教学外，还致力于欧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法尔赫•安东（Farah
Antūn 1861-1922）1922年翻译了小说《印度小屋》、《保罗与薇吉尼》、《阿达拉》等。在近代，阿拉伯文学翻译主要是针对英国和法国的文学作品。而在大革命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拉伯文学翻译还涉及到了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文学作品，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都对阿拉伯本地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阿拉伯现代许多著名文人如艾哈迈德•绍基（Ahmad
Shawgī 1868-1932）、马齐尼（Ibrāhīm al-Māzinī 1889-1949）、鲁特夫•赛义德（Ahmad lutfī as-Sayyid 1872-1963）、海卡尔（Muhammad
Husain Haikal 1888-1956）、陶菲格•哈基姆（Tawfīg
al-hakīm 1898——1987）等等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西方文学，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曾有过留洋生活。在汲取西方文学先进因素的基础上，这些文人同时吸收阿拉伯古代文学的精粹，将二者融合，为阿拉伯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翻译文学促进了语言的变革，进而促进了新诗的产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近代诗歌翻译最初都采用传统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如中国起初以五言和七言，而阿拉伯译诗也采用严格的古典格律、韵脚，但他们很快发现旧的诗体及语言模式一方面很难适应翻译西方诗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模仿西方诗歌之时感到障碍重重。尽管也有文人仍然能够驾轻就熟的运用原来的文体和语言模式来进行翻译，但面对西方文学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更多的人则感到，中国的文言文创作和阿拉伯从阿拔斯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格旖旎，讲究词藻、格律、音韵的创作方式，在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严格、僵滞、缺乏变化的模式，同时也使诗歌这门艺术成为统治阶级的奢侈品。诗歌创作语言以及形式的变革已势在必行。文人们急切寻求能够更加直接表达自身情感、反映人间百态、民生疾苦、呼吁自由的创作手法。而这种变革首先就表现在二者传统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作上。
在中国，从1918年5月起，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五四运动之后，用白话文创作的作品达400余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此后白话诗集大量出现。新诗在内容上趋向于反映社会的状况，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旧梦》、《邮吻》等表现了民间疾苦，揭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形式上，则产生了小诗、散文体诗、无韵体、十四行诗（商籁体）等多种形式的文体。1922年，中国倡导新文学的文人们成立了“湖畔诗社”，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更为明显，所出版的《湖畔》、《春的歌集》、《蕙的风》、《寂寞的国》等诗集抒情短诗为主，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爱情的憧憬。格调天真欢快，形式短小活泼，使新诗得到进一步解放。
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文学也使阿拉伯语摆脱了许多凝滞、狭隘的成分，变得更有包容性、更有活力。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贾拉勒为使诗歌进一步走向人民、走向生活、变得更有生命力，曾经提出用阿拉伯土语来创作诗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用普通话来进行创作。侯赛因•穆拉萨法（Husain Mulāsafā）的《艺术手法》，从现代人的角度研究了阿拉伯语的语法、修辞、韵律等。由于接触西方文学较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的诗歌改革走在阿拉伯国家诗歌振兴的前列。黎巴嫩诗人纳绥夫•雅兹基谢赫（Nasīf al-Yāziji 1800-1871）、优素福•埃希尔谢赫（Yūsuf Ashīr）、埃及的迈哈姆德•萨米•巴鲁迪（Mahamaud Sāmī Bārūdī 1838-1904）都为诗歌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巴鲁迪被认为是倡导诗歌革命的先驱，他承启古代蒙昧时期诗歌的盖绥达形式，但在内容上，则注意结合生活，使作品反映战争、革命、改革等多种社会现象，反映大自然的美丽、纯真，并一改近代诗歌沉闷的风格，去除其奢华、空泛而庸懒的气息，在诗歌里添入了活跃有生机的成分。在诗歌创作形式上，在巴鲁迪的影响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如火如荼。各种诗社如笛旺诗社、阿波罗诗社等纷纷成立，许多诗人如艾哈迈德•绍基、哈里勒•穆特朗（Khalīl Mutrān 1872-1949）、哈菲兹•易卜拉辛（Hāfiz Ibrāhīm
1871-1932）等都为阿拉伯诗歌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艾哈迈德•绍基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师法许多大师如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缪赛(Alfred de
Musset,1810-1857)、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等。他被认为是创作了阿拉伯诗剧的第一人，他的许多诗剧如《克娄巴特拉之死》、《莱拉的痴情人》等至今仍有很深的艺术感染力。这些诗人都注重观察并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愿望。诗歌创作一改过去为博取统治者欢心的目的，开始走向人民，从人民那里获得永久的生命力。在这之后的是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Abdu
Rahman as-Shukrī 1886-1958）、马齐尼（Hāfiz Ibrāhīm
1871-1932）、阿卡德（‘Abbās Mahmūd al-‘Aqqād
1889-1964）等人，他们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更注重表达人类的情感与思想。1909年舒克里发表了他的诗集《曙光》，这部诗集是他开始在韵律、形式、语言等方面对诗歌改革进行创造性探讨的开始。他改变了诗歌一韵到底的形式，开始采用每句押一韵或两句押一韵的方法，并试图将西方的自由诗引入到阿拉伯诗歌的创作中来。诗歌是阿拉伯传统的重要的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复兴诗人对它的革新给阿拉伯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和风，吹散了沉闷、僵直的空气，为阿拉伯的诗歌创作开创了生动、活跃、富于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总体而言，不论是中国诗歌、还是阿拉伯诗歌，在新文学中的诗歌改革中，其形式都逐渐摆脱了古诗那种严格的格律，也不再只是要求对仗工整，形式变得轻巧而灵活。诗歌由一句一节改为几句为一节；语言也不再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大量使用通俗质朴的口语，使诗歌能够接近民众，贴近人生。除此之外，散文诗也逐渐出现，形成一种新的文体。
其次，翻译小说开拓了人们的思想视野，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小说创作题材，并使许多文人开始力求在创作手法上不断革新，从而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小说。纵观阿拉伯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少有人是专门从事翻译的，这些文人都是在翻译的同时大量地进行创作。在不断的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政治、文化、思想、甚至文学创作中的落后，开始陆续受到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总称为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的影响，迸发出极大的创作潜能。首先在创作形式上，中国小说逐渐摆脱了章回小说的体例，阿拉伯的故事叙述也逐渐从玛卡梅文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两种文体都是采用说书人叙述的模式，章回小说语言更通俗一些，但都有“究竟后事如何，且容下回分解。”等的固定格式，而阿拉伯的玛卡梅文体也是以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不同的是采用骈体文，韵律对仗工整。这二者可以说是中国与阿拉伯故事小说的始祖。而西方文学传到东方后，东方文人开始了解到西方小说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小说模式开始突破传统形式，进而也摆脱了千篇一律采用第三人称全知性叙述的叙事模式，使小说创作在叙事模式上也有了突破。中国的林纾，埃及的曼法鲁蒂都曾在翻译及创作作品中尝试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的技巧。在新文学时期，这种技巧迅速成熟化，已经能够被文人们得心应手的广泛运用，进而研究探索适合本土的创作方法与表达方式，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文学是一个艰苦的、充满探索与徘徊的进程。，处在新旧体制与新旧文学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翻译文学承载的是在吸收古典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新的文学养分的任务，让本土文学能够在应变中积极地求得生存，并进一步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够独立的屹立在世界文坛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二者近代翻译文学在今天看来有太多的不足和稚嫩之处，但它在二者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推动二者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第二节 严复与雷法阿•拉菲阿•塔赫塔维
——近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西学东渐的先驱
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翻译活动中，有两位人物在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启迪国民智力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就是中国的严复（1854——1921年）与埃及的雷法阿•拉菲阿•塔赫塔维（Refā‘a Rāfi‘ī al-ΤaHāwī1801——1873年）。前者曾被誉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之父，近代中国介绍西学的第一人；后者则被列为自古以来阿拉伯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二十四位思想俊杰之一，也被称为“第一个在（阿拉伯——笔者注）现代文学中谈及外国社会的人，他的书是日后出现科技小说的奠基石。”①尽管雷法阿与严复相差半个世纪，但是他们都生活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之中，毕生也从事着相类似的工作。可以说，他们的出现、以及经历的相似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以两人为代表，体现了中国和阿拉伯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从文化启蒙衍变到文学启蒙这样一个必然的发展特色和共同的历史进程。对他们进行简单的比较，也有助于揭示近代东方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全球经济、政治、思想飞速发展必然使他们这种努力契合了时代机缘，从而产生了别的时代文化翻译活动所不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而引发了随即而来的文学翻译活动。由于资料有限，本文对严复与雷法阿进行了一个概况性的比较，以便抛砖引玉，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好基础。
一
相似的生活经历
严复与塔赫塔维都出生于一个传统教育根基深厚的家庭，幼年和少年时期，接触的都是正统的教育。严复，1854年1月生于福建侯官，幼年时所接触的书籍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为多，接受的正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主流教育，并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雷法阿•塔赫塔维于1801年出生于塔赫塔地区，在他的幼年时代，埃及已经经历了反法、反英的抗争，社会变革已亟待进行。而埃及的艾兹哈尔大学在那时是以恪守旧的宗教戒律，维护传统伊斯兰教义而出名的保守学校。1817年，塔赫塔维进入了这所学校，学习了五年。21岁时即成为艾兹哈尔大学出色的研究人员。尽管幼年接触的书本教育是传统的，但是生活在东方国家已经普遍落后于西方、任人随意宰割的大环境里，他们在闭塞的空气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呼吸到些许进步、开放、改革的先进空气，而年青时思想总是容易倾向于变革，他们就不可避免的会向新思想靠近。严复出生的时间是鸦片战争后的两年，中国在战争的屈辱中，爱国图强的呼声渐渐高涨。14岁时，严复考入教授新学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技。塔赫塔维亦是如此，在学校时他师从哈桑•阿塔尔（Hasan
‘Tār），这位埃及学者曾游历土耳其和沙姆地区，在那里结识了许多西方学者，胸襟舒广，思想开阔。他认识到要振兴埃及就不能固步自封，要广泛了解、学习西方的地理、科技、医药、物理、天文、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他的这种思想对塔赫塔维影响很大，使其在学校时除研究包括圣训、逻辑学、修辞学、韵律学等的本国语言文化外，还一反艾兹哈尔大学学生从不与国外留学生交流的传统，积极的与外国学生交往，了解他们国家的风土国情，先进科技知识。正是这些初步的接触，使他们远远看到了广阔天地的一角，从而产生了更真切、更广泛的了解这一天地的渴望。
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除了学习技术外，还学习英语。1871年毕业后，又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成绩优异，于1877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年被选拔派往英国学习。在英国学习期间，严复接触到了大量的物理、声学、光学、化学等西方实用科目，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其中所做的化学试验等，都是他在国内见所未见的。他可以更真切的触摸到这些先进技术。同时，严复并没有把自己封锁在留学团所安排的书本学习中，而是常常深入生活，了解西方社会的思想和法制。他常常去看西方的法庭审案，看到西方自由和人权的呼声远比国内要高涨，这对他启发很大。由于和西方社会的深入接触，他的思想开始逐渐超越了洋务运动以西方科技来富国的宗旨，从思想层面来研究西方之所以发达强盛的根源。这期间，对他刺激较大的是达尔文、斯宾塞、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这使他似乎看到了中国所谓实行的洋务运动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能力图改变腐朽落后的现象，想给朽木的枯叶涂上鲜亮的颜色，而忽视那真正能够滋润枝叶的根脉。这种思想的闪光虽然在塔赫塔维身上不那么明亮，但也可以从他的留学生活中看到一些端倪。1826年，执政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遣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团，前往法国学习其先进的科技和军事技术，以期实现自己建立强大军事帝国的梦想，其情形很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雷法阿•塔赫塔维便被任命为留学生团的领队。留学生团在巴黎的头一年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法语。雷法阿自己曾在《巴黎纪行》中这样描述他们的留学生涯：“我们早上看两个小时的历史，下午学习绘画、法语语法等，每周五有三门科学、算术及工程学的课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代表团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学习法语，但是收获甚微，他们只学到了法语语法。因此，我们决定将代表团分散到各个图书馆去，每三人、两人甚至是一人一组，与法国人相处。有时我们进行专门学习，下午5点后或是周日再或者碰到法国人的节日时，我们都会走出自己的住处，参与他们的活动。” 在很快掌握了法语之后，他便开始进行翻译尝试，最初涉及的范围有工程学、医学、军事、历史、地理等等。物理学方面，他读了法国数学家贝祖（Bézout），勒让德（Legendre）有关几何学的著作的前四篇。地理学他读了包括古代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政治地理等。这方面的书籍，雷法阿一读到就会试图把他们翻译下来。除了学习留学团任务内的军事、科技、医学科目以外，他还深入的了解法国社会，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体现了一定民主的法国宪法，因此，他还尝试翻译了一些宪法的节选，也收录在他的著作《巴黎纪行》中。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宣扬“有关健康和文明教育的法规，以供全埃及人借鉴。”②在第一年留学生活结束后而进行的考试中，塔赫塔维递交了他翻译的12篇论文，其中有关于人权的《欧洲眼中的人权之根源》，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欧洲人权思想。
这里要说明的是，严复与塔赫塔维经历的相似在那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一种各案，而是代表了那一时期许多东方文人的共同经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近代都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傀儡，要求变法图强，不仅是那时每一个有着爱国意识忧国忧民的文人的呼声，也符合二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改变国家弱势状态的愿望。因此，政府也希望能够师法西方，这使得一批文人有了亲身了解西方的契机与经济基础。然而，在二者近代翻译史上，惟独严复与塔赫塔维在众多的留洋学生中成就最大，成为文化启蒙的前驱，除了机遇和当时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秋的大环境有关外，更与他们个人的坎坷经历、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和对翻译事业的爱好与执着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真正体现了翻译学者宣扬西方先进科技与思想、启迪民心民智的满腔热血和不畏寂寞、艰苦钻研的学者精神。
二 经历坎坷，翻译各有侧重
尽管本着以救国为目的进行翻译，但由于国家境域，他们自身二人回国后境域的不同，二人的翻译活动也呈现初许多不同的特点。为了方便比较，现将二人留学及回国后的主要活动以以下两个表格列出。
首先，从表1、表2比较二者的翻译活动可以看出，严复1879年回国后，没有立即开始翻译活动，而是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职，并于第二年转到北洋水师学堂，此后任教近20年。由于欣赏自己的老师的去世，又由于与李鸿章的疏离，严复的仕途充满了坎坷，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之事，这使他产生了报国无门的感觉。仕途的不得志，加上三次参加科举的失败，更使严复郁郁寡欢，总觉有些想法要倾诉出来。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更是对洋务运动彻底失去了信心。中国的惨败才严复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激愤，其论文、译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单从译作来看，从1897年——1909年，他就译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八部著作：《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再加上《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等较短的两本译著，共计约190万字，其中按语共约19万字。 这些译作以及他为译作写的序、按语等，集中表达了他的救国之思。在中国当时社会掀起了惊涛骇浪般的影响。而纵观雷法阿•塔赫塔维的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活动是在回国前就开始了的，并且在回国后立即发展的。雷法阿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26——1849年为第一个时期，也是雷法阿翻译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翻译活动有十二篇有关科技、医学、化学、几何、数学的论文。回国后，应那时统治者的要求，塔赫塔维还整理出了《巴黎纪行》，内中包含他的一些翻译文章。《巴黎纪行》第一部分有一系列的时间记录，记录了他从亚历山大经巴伦西亚到达巴黎的具体日期。第二部分开始以科学分类的角度来谈论巴黎的地理状况、风土民情、巴黎人的思维和文化水平、巴黎政府包括宪法等。他还将宪法的有些章节译成了阿拉伯语。
1831年回国后，他建议成立语言学校。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学习欧洲先进科技，进一步加快翻译进度，于1835年成立了语言学校，由雷法阿任校长。这一时期，雷法阿自己翻译，并组织学生翻译了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大量书籍，以研究军事艺
表1 严复的翻译活动 ： 年代 社会职务与活动 主要翻译、学术活动
备注 1877——1879 留学英国的学生 学习造船、航海等技术
1879 任船政学堂教员 1880——1895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曾参加五次科举考试，未中。始译《天演论》 1896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天演论》脱稿；在北京开办“俄文馆”任总办。参与创办“通艺学堂” 1897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开始翻译《原富》与《群学肆言》；与王修植、夏曾佑创办《国闻报》
《群学肆言》1903年出版 1898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写《拟上皇帝书》，计万言，曾刊于《国闻报》；《国闻报》停刊
1899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翻译《群己权界论》。 1903年出版
1900 辞去北洋水师总教习一职 《原富》脱稿，开始翻译《穆勒名学》 《原富》1901——1902年出版 1901 主持开平矿务局事务。
继续翻译《穆勒名学》 1902 担任编译局总篆 同上 1904年辞去编译局总篆职务
1903 同上 译完《通诠社会》，《穆勒名学》半部脱稿 1908 任审定名词馆总篆
译完《名学浅说》 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9 同上 译完《法意》脱稿（始译年代不祥）
1904——1909年陆续出版
表2 雷法阿•塔赫塔维的主要翻译活动： 年代 社会职务
主要翻译工作 备注 1826——1831 留学生代表 译出《大亚历山历史节选》、《矿物学基础论》《布兹奈迈》等12篇论文，翻译了《自然地理全书之绪言》。 其中《大亚历山历史节选》后来被收在由他主编，由语言学校翻译的《上古起源和统治之鉴》中，1867年由布拉格出版社出版。 1831 留学回国 整理出《巴黎纪行》，其中包含一些译文。 其中含有翻译的诗歌作品，如《马赛曲》等。
1833 炮兵学校翻译官 翻译《几何学》、编撰《解剖学词汇释义》 1834——1835
任翻译学校校长 翻译地理书籍《Malte Brun》第一部分
1836 同上 此段期间，主要工作选择翻译书目，组织翻译工作。并校对翻译著作《自然地理初级教材》 1841 翻译处主管外翻阿工作 主持翻译数学、医学、历史、逻辑学等科目的书籍。 1849年——1854年 被派往苏丹喀土穆，担任喀土穆初级学校校长 翻译《特勒马科斯冒险记》（小说）、继续翻译《Malte Brun》 《特勒马科斯冒险记》一书后再黎巴嫩出版。 1854年 回国后 翻译《Malte
Brun》 1855年－1861年 担任军事学校校长 翻译政府组织下的军事、科技书籍。 1863年 为新设立的语言学校校长
主要组织翻译有关法国法律、宪法的书籍。 注：表1主要资料来源为《严复集》。 表2主要资料来源为《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翻译及文化活动史》、《阿拉伯思想界杰出人才之二十四——雷法阿•拉菲阿•塔赫塔维》、《雷法阿•塔赫塔维，新文学的桥梁》。
术、化学、数学、物理、医学等应用科技的书籍为主。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还设立了翻译处，下设四个科室：科技、数学翻译科；医学、自然学翻译科；文学和社会科学翻译科（如历史、地理、逻辑、文学、哲学、法律等）、土耳其语翻译科。但这个翻译处翻译的社会科学书籍较少，主要还是以应用科学为主。塔赫塔维的第二个翻译时期是1849——1854年。这个时期，由于阿拔斯上台，政局的变化使雷法阿成为了牺牲品，阿拔斯因宠信当时的另一位文人阿里•穆巴拉克，而将雷法阿放逐苏丹，让他在苏丹办理学校。雷法阿在苏丹忍受着精神与生活上的双重痛苦，翻译活动有所停滞。这一时期他的译著不多，最重要的一本是小说《提里马克冒险》。最后是1855——1873年，是雷法阿翻译的第三时期，随着阿拔斯的下台，雷法阿得以回到埃及。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于1849年停办的语言学校又再次开办，仍由雷法阿担任校长，仍然是组织翻译各种军事、科技的书籍。由于政府侧重点的不同，宪法与法律方面的书籍的翻译活动此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一时期，雷法阿已年事见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组织翻译活动。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与雷法阿的翻译活动，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严复的翻译活动，尽管开始的晚，但却是一个独立的、带有作为一个爱国文人主观意愿的翻译活动。因而从翻译开始，严复就一方面依据自己兴趣，一方面也依据国家危难的社会状况，抓住最能够反映西方社会进步之内驱动力，最能够警醒人民思想的书籍，即那些宣传进化观点、革新人民思想的，宣传自由经济、主张民重君轻的以及宣扬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书籍。他认为：“夫自海运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然而为什么中国总是不能富强呢，其原因就在于“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是以何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③而启迪民智民力，在他看来，最首要的就是改善国民思想。因此，他在翻译有关著作时他还加入了大量的按语，甚至将原著内容稍作改变，加入自己要宣扬的思想，为的就是能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尽快、尽深的实现他救亡图国的初衷。
而雷法阿的翻译活动，从留学初期就开始的。在这其间他曾尝试翻译了一些诗歌和能够体现西方自由、公正的宪法等。但尽管他的翻译活动几乎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生。但这种活动却始终是在政府的倡导下进行的，是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与政治的一种翻译活动。因而，他所翻译的书籍，翻译活动的终始就必然受到政府的极大影响，例如，有利于政府富国强兵的应用科技书籍的翻译就首先收到了推广，而那些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宣扬民主政治，宪法的书籍，就只能趋于次从地位。政府为他提供翻译的客观条件时，其作品就比较多，而没有条件时作品就较少，但思想性却有所增加，也更能反映他个人的特性和政治期望。这和当时埃及的翻译大环境也有密切关系，从统计的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整个翻译情况来看，当时翻译的书籍共有191种，有关文学的只有两种，有关历史、地理、逻辑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加起来也只有26种，而仅仅有关医学的就有56种， 当时的大局势如此，而受政府影响极大的雷法阿的翻译活动也不难想象了。虽然他也有反映国家思想的译作或是翻译小说问世，也是启迪民族思想的第一人，但这只是他主流翻译中的点缀
三 翻译的语言特点
严复一生主要的翻译著作都是集中介绍西方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要属严译八种了，《天演论》是他早期的译作。在这部译作里，严复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使国人受到极大震撼。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想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中国人民，如果不发展、不进取，中国必将被淘汰出世界之林。为了更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严复在《天演论》里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并附有了大量的按语，这样的译法用严复的话来说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在他看来，这也许并不符合自己“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且这种现象在他后来几部作品里就很少再见了。他的译作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基本上采用古文的手法，黄遵宪在与严复的书信中评《天演论》、《原富》、《名学浅说》时，说其文笔：“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
例如他在《群学肆言》中的一段话：
望舒东睇，一碧无烟，独立湖塘，延赏水月，见自彼月之下，至于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闪烁，谛而察之，皆细浪漪，受月光映发而为此也。徘徊数武，是光景者乃若随人。颇有明理士夫，谓此光景，为实有物，故能相随，且亦有时以此自讶。不悟是光景者，从人而有，使无见者，则亦无光，更无光景，与人相逐。
这样优美典雅的字句的确体现了严复深厚的古文功底，并且将符合西方行文习惯的主从复合句，以平行并列句译出来，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他以古文译西文，原本也有另一层含义，即为使译作能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视。而语言如果太通俗，势必会使士大夫轻视。因此，虽说有人曾说严复译是势不得不为也，不过主观上的因素还是居多。此外，严复所说的“雅”则含有古雅之义，但一味的追求古雅，也造成了严复后期的作品有些晦涩难懂，非通读古文者难以阅之。
塔赫塔维的译作以应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书籍为多。但早期也有一些有关宪法、诗歌等的译作散见在他的《巴黎记行》中，他也被认为是近代翻译诗歌的第一人。《巴黎记行》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作品，而是以时分严肃的手法，记录了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当地的地理、社会、政治、科技状况，更像是一部纪实文书。此外，他翻译的文学书籍还有小说《特勒马科斯冒险记》，此书是塔赫塔维在流放苏丹时翻译的。由于阿巴斯继穆罕默德上台后改变了一些政策，塔赫塔维受到了冷落，他被派往苏丹办理一所学校从事教育。政治上的被冷落和苏丹坚苦的生活，使塔赫塔维倍感孤独，对当政者也有许多不满。因此，他选择翻译了这部《特勒马科斯冒险记》，这本小说与教育小说的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19世纪小说创作活动的滥觞。在前言，也就是序中，雷法阿说明翻译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国民。他讲述了一个远古时代希腊国王奥里斯，在参加一次远征时，因伤不能回国，流落他乡。他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在一名希腊智者的陪同下，出外寻找父亲。在他寻父的过程中，曾来到埃及，希腊智者称颂埃及统治者勤政爱民，人民生活幸福。但是统治者偏信宠臣，由于宠臣对特勒马科斯等人的陷害，他被国王作为奴隶放逐到绿洲地带出苦力，而智者则被放逐到苏丹，直到下一任统治者放了他们。法国作家创作这部作品时含有讽刺路易十四的意味，他通过描写特勒马科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蕴涵了对统治者的规劝，劝人民行善的警戒，时而明言劝慰，时而暗喻讽谏。而塔赫塔维选择翻译这本书，恰好是想通过小说中暗喻的手法来对当时埃及的统治者阿拔斯把他放逐苏丹表示反抗。因此，他对这部小说做了一些删改，加入了大量他的政治主张，这是塔赫塔维翻译的著作中直接抒发他的观点的唯一一部。由于这个原因，当时这本书无法在埃及出版，它的第一版是在贝鲁特刊出的。这本书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坛受西方思想影响，第一本直接反对统治者的小说。他同时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特勒马科斯冒险记》不是一般的探险小说，而是思想探险小说。
二人在选择翻译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著作时，都体现了介绍西方民主、自由、公正等思想的共同初衷。塔赫塔维在介绍诗歌是说自己首先“惊讶于诗歌中的革命内容以及所蕴涵的自由、公正思想。”
如他曾翻译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对查理十世的《巴黎诵》（作者不详），以及法国诗人、作曲家鲁热•德利尔（Claude-Joseph Rouget de Llisle,1760-1836）的《马赛曲》。而在翻译语言上，塔赫塔维也与严复类似，极尽古典、隽雅之能事。他曾以传统的玛卡梅韵文体翻译《特勒马科斯冒险记》。此外，还在这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阿拉伯成语和谚语，将西方小说与本国传统文学形式结合起来。他这种翻译手法也影响了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小说翻译家，使其成为阿拉伯翻译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的《巴黎记行》也同样采用用古典的韵文体，讲究韵脚和骈偶，注重雕琢词句。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该书所收集的翻译诗歌上。如他所翻译的《马赛曲》，开始一节是这样的：
祖国的儿女们，快起来！ 你们为自己自豪的时刻就要到来！
一同把伟大的旗帜举起来，
将旷日持久的风暴来点燃！
祖国的儿女们，快起来！
……
塔赫塔维在翻译《马赛曲》时遵守严格的韵脚，每一节都是一韵到底，这样的语言风格完全是承袭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模式。不过在翻译中，塔赫塔维也在探索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以古典语言方式来翻译西方诗歌的困难，只是在这方面，他没有做过多的革新。
四 对翻译理论发展的贡献
作为翻译这个艰苦道路中的开路者，其暗中摸索、披荆斩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语言的转换没有先例可查，译者在最初的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探索适合准确、相对应的词语，考虑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原文在意思上的流失。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此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同时，译者还要考虑到接受者对原文的接受程度，在找到准确语言的同时，还要尽量使语言习惯、文本风格符合接受者的兴趣爱好。在多年的翻译活动中，雷法阿和严复积累了大量的翻译经验，对翻译也有或多或少的体会。这也形成了近代最初的朴素的翻译理论。
严复的“信、达、雅”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是先立的一座丰碑，尽管后人围绕这块丰碑众说纷纭，但他毕竟表达了严复翻译经验的思想结晶，并且很长时间影响着后来人对翻译理论的探讨。诸如“究竟是信重要，还是雅重要？”、“信与雅是否矛盾？是否是一个可以调和的矛盾？”等问题，都表明人们对信与雅的重视，说明严复道出了翻译的关键点。尽管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是各有疏异，因而在真正的翻译实践中很难确定一个“信”、“达”、“雅”的标准。而严复自己也是一方面认为文章应该直译，自己译《天演论》是意译是“实非正法”，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该译文“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不论怎样，他还是在开始翻译尝试的最初，体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而雷法阿对与翻译实践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他还是谈到了很多翻译体会。例如在诗歌翻译中他意识到诗歌在翻译过程中会有许多意境的流失。“我所翻译的法文诗歌，原文有很丰富的意境，但在翻译后，他的艺术美有一定程度的流失，不能尽现原文的风貌。这也正如许多阿拉伯文诗歌一样，在被翻译成外文的过程中，无法做到丝毫不减其意境。”（《巴黎纪行》）但是尽管雷法阿的翻译在语言上有所改变，例如，原文是一个字、词，译文可能是一句。但是他的翻译，意义还是很准确的。此外，他在《巴黎记行》中还谈到了一些对于法国诗歌的法看。认为法国诗歌是希腊古典时期诗歌的延续，崇尚美神、爱神，在宗教上处于蒙昧状态。这些都构成了他自己朴素的文学理论。
尽管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自己早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严复和塔赫塔维的思想里也有保守的一面，但这些都是处在他们那个大环境下多数人都曾具有的矛盾，这也丝毫不能抹煞他们在翻译活动上的杰出贡献。在近代东方社会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他们二人始终是站在前端开航，引领中国和阿拉伯社会在思想领域逐渐驶出一度自闭的港湾，驶向更广阔的海洋。
第三节 林纾与曼法鲁蒂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文坛正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文学翻译事业也正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在浩荡的翻译大军队首，有一位矍然而又独特的身影，引领着翻译的旗帜。他虽不懂外语，但一生中却翻译出了180余部作品，虽然其中不乏平庸之作，但很多还是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心中乃至文坛都掀起了汹涌的浪潮。他，就是林纾（1852——1924）。而恰是无独有偶，几乎同一个时代，在与中国有着及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的埃及，也有一位翻译者，虽不懂外语，但一生也译出了多部作品，为推动埃及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文学革新作出了自己的探讨和努力。他就是埃及的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Mustafā Lutfī al-Manfalūtī 1876-1924）。
生平及著译作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又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南人。1852年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幼年时家贫，曾有一度寄食于外祖母家，受其教诲，性格狂放不羁、奔放耿直。林纾幼年时即喜爱读书，曾有“读书则生，不则入棺”的座右铭。不到20岁就已经校阅书籍逾两千卷。这为他奠定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他十八岁时娶刘琼姿为妻，从其岳父那里受到传统的程朱理学的教诲。林纾二十三岁时开始教学，二十八岁时考中秀才，三十一岁中举人，以后再未高中。甲午战争失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曾同朋友一道向朝廷上书，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其革新思想在他的诗作《闽中新乐府诗集》中可以略见一斑。
1898年，林纾偶然经朋友建议，在朋友口授，自己动笔的情况下，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未料到一经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好评如潮，这极大的引发了林纾的翻译热情。1901年，林纾又与朋友魏易合作翻译了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译名为《黑奴吁天录》，以此一发而不可收，从1898年到1924年去世，在短短的26年时间里，林纾共翻译了180余部作品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部作品外，林纾翻译的最多的是哈葛德的作品，有《迦茵小传》、《埃及金字塔剖尸记》、《埃司兰情侠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等二十种；其次是柯南道尔的，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电影楼台》、《蛇女士传》、《黑太子南征录》等七种；此外还有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孝女耐儿传》《冰雪姻缘》等六种；莎士比亚的《恺撒遗事》、《雷查德记》、《亨利第四记》、《亨利第六遗事》等四种。虽然有时因为选材不当，或是译笔局限，林纾的译作中也有一些平庸之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以飞逸、婉约的手法译出的世界名家名著。正是在林纾的笔下，中国读者认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欧文、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塞万提斯等十数个国家的文学巨匠，看到了马克、迦茵、汤姆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牵其感情、动其心魂的人物。他的译作还对当时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文人包括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钱钟书等都曾承认自己一度非常喜爱林纾的译文，或是因为接触到了林纾的译文才对外国文学起了兴趣。
在自己翻译作品的影响与激励下，加上良好的古文语言功底，以及针对时局的一腔爱国激情，林纾也创作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如《剑腥录》、《金陵秋》、《劫外昙花》、《官场新现形记》、《京华碧血录》、《冤海灵光》等小说；《畏庐琐记》、《畏庐漫录》等笔记；《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等传奇以及诗歌《闽中新乐府诗集》等。他的小说题目似乎带有当时流行的武侠传奇色彩，人物也基本都是虚构人物，但内容却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事件与状况。作家的思想用意十分明显，只是描写手法以及艺术成就显然不如其翻译作品，正如郑振铎先生曾经评述的那样：“他的自作小说实不能算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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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作家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于1976年出生于阿斯尤特省曼法鲁蒂市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家庭里，家族声望显赫。幼年时他就会背诵《古兰经》，后在保守的宗教大学艾兹哈尔大学接受教育。在学校期间遇到了埃及改革家、思想启蒙家和埃及近现代散文复兴的先驱穆罕默德•阿卜笃（Muhammad
‘Bdu 1849-1905），在思想与文学方面受到其不少影响。此外，他还大量研读过阿拉伯阿拔斯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法（Ja‘far bn al-Mgff‘ 724-759）、贾希兹（Al-jāhiz 775-868）等人的散文作品，对艾卜•泰迈姆（abū tamām 788-846）、伊本•鲁米（ibn ar-rūmī 836-896）等人的诗歌也有过广泛涉猎。并在此遇到了对他一声影响颇大的埃及近代著名社会改革家赛阿德•柴鲁尔（Sa‘d Za‘lūl
1857-1927），这些不仅使他积累了深厚的阿拉伯传统文学的功底，而且也使他接受到了积极、革新的爱国主义思想。毕业后，他曾多次为埃及《支持者》报投稿，阐述其爱国思想。柴鲁尔任教育大臣后，就任命他为教育部阿拉伯语文书。后来柴鲁尔调往司法部，曼法鲁蒂也随之调去。1923年，埃及成立议会，柴鲁尔又任命他为议会文书组组长。但为时不久，曼法鲁蒂便于1924年逝世。
曼法鲁蒂生活在埃及社会、政治局面时分混乱的时代。十九世纪后半叶，英法实际上统治了埃及。埃及当政者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只顾自己的安逸，不惜出卖人民的利益。1881年的欧拉比起义惨遭镇压、数千万人民在战火中丧生。1906年，英军又制造了“丹沙微惨案”。埃及人民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这样的社会环境，使曼法鲁蒂深感悲愤，他一生不断用自己的笔杆来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
曼法鲁蒂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以及自己的散文、杂文创作上。他在1910——1920年间为《支持者》报上发表的社会杂文于1925——1926年结成专集三册出版，即《管见录》。主要是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社会种种黑暗、腐败、贫富悬殊的落后现象，呼吁平等、自由、博爱等思想，要求社会改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反对西方文明侵蚀，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地位的观点。《管见录》中还收录了一些他的创作小说，如《第一杯》、《两位女殉难人》、《饿死的女人》等。曼法鲁蒂的译著混合的小说集《泪珠集》于1915年出版，其中创作小说有《孤儿》、《面纱》、《悬崖》、《惩戒》等；翻译作品有：删改而成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名为《牺牲》）、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译名为《牺牲者》以及《阿本赛拉奇末代王孙奇遇记》（译名为《纪念》）。除了收录在《泪珠集》中的短篇之外，他还出版了四部长篇翻译小说。即《麦吉杜林或菩提树下》（法国作家阿尔丰斯•卡尔的《菩提树下》）、《为了王冠》（法国作家法朗士瓦•古贝的剧作）、《美德或保尔和薇尔吉尼》（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皮埃尔著的《保尔和薇尔吉尼》）以及《诗人或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法国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剧作《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等。
事实上，文学翻译是对原作信息的传递加上译语中作为艺术作品的再现。从译介学上来讲，译者的再创造是决定译作一书价值的关键。由于林纾与曼法鲁蒂都不动外文，他们翻译就成了的翻译世界翻译史上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因此，对他们的翻译研究也就超越了狭义的译学研究，而成为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学关系层面上的研究。
译文的特点与影响
林纾与曼法鲁蒂一生在文学翻译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在林纾以前，中国还没有人如此热心、如此执着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而在曼法鲁蒂之前，虽然阿拉伯文坛也有人进行过文学翻译尝试，但其成就都无出曼法鲁蒂之右。二者都不懂外文，他们翻译文学作品或是同友人合作，由友人讲述原意，自己执笔翻译；或是取前人或当时文人的翻译粗稿，再由自己进行翻译加工而成。因此，他们的翻译基本上都是意译的。在林纾翻译的大部分作品中，不但存在对原文的删改，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删除了原文前四节的一些内容；《双雄义死录》（雨果的《九三年》），篇幅也缩略了很多，同时也存在对原作文体的改变。如他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许多戏剧都译成了小说。而这种现象在曼法鲁蒂的译作里也非常普遍，《茶花女》在曼法鲁蒂的删改之下变成了一部短篇，剧作《为了王冠》等也变成了小说。虽然如此，他们的翻译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林纾和曼法鲁蒂都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由于近代东方国家特殊的社会状况，每个爱国文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社会的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文人往往首先关注的是思想的变革。因此，在选择小说时，林纾与曼法鲁蒂就主动倾向于能够反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但后来他所选择的《黑奴吁天录》、《不如归》、《剑底鸳鸯》等多部小说，都体现了他重视小说社会功用，希望通过小说作品来警醒世人、使中国人民勇于直面现实、尚武自强的初衷。例如，在《黑奴吁天录》序中，他呐喊到：“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在《剑底鸳鸯》序中，他说：“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
而在《鬼山狼侠传•叙》中，他虽然也承认该小说“贼性至厉”，但紧接着解释自己的目的是“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 诸如此类的思想，在林纾许多的译文序中都可以看到。虽然后期林纾对待翻译著作的态度不如从前，其成就也大打折扣，但其前期的译作却真实反映了他为思想变革与社会维新所做的努力。曼法鲁蒂的译作尽管没有林纾的丰富，但从其仅有的一些译文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此类思想的端倪。例如在他为自己的翻译小说《为了王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
而埃及文学评论家绍基•塔伊夫（Shawqī Daif 1910—— ）也曾说曼法鲁蒂的译文是建立在“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的。” 埃及文学家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Bdu
al-Muhasn Tah Badr ）也说曼法鲁蒂翻译作品是为了描写神圣、纯洁的爱情，特别是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穷苦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感情。
正是因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曼法鲁蒂才在译文中溶入了大量的自我情感，加入了大量的再创作成分，使其能与当时国民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内心产生共鸣。
不可否认，翻译所能产生的影响与时代环境、政治气候乃至文学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社会那样特殊的环境下，翻译显现出了比往时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说，二者古代翻译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有着直接联系的话，那么那时的交流也是以二者为主导，或者说最起码是在平等、相互吸取、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因而翻译对二者当时的主流文学没有形成强大的冲击。而近代则完全不同。近代社会，西方的经济、政治飞速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与意识形态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创作形式。而东方社会此时则处于一个落后、停滞的状态，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乃至文学的变革中，都需要吸取西方的先进酵素。此时的文学翻译活动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桥梁作用，并且明显是东方吸取西方。这一点毋庸赘言。
可以说林纾与曼法鲁蒂能够享誉翻译文坛，近代东方社会的大大背景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前因，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像林纾与曼法鲁蒂一样，译作丰富的人比比皆是。例如，在中国，从1898年到1916年，有800多中译作问世，除了180余种是林纾翻译外，更多的则是不同人在翻译领域进行尝试与努力。而在埃及，曼法鲁蒂翻译的作品《保尔和薇尔吉尼》也曾被好几个文人译过，在他之前有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而在他之后也有黎巴嫩文人以利亚斯•艾布•沙白凯（Ilyās Abū Shabaka）等，这些文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大多都采用意译的手法，其动机也正如在前文分析的那样，是加强小说的社会功用，实现宣传先进思想、启迪国民的目的。
在此简要的分析一下意译翻译手法的得失。近代社会，包括林纾和曼法鲁蒂在内的许多文人采用的意译手法，并不都是对原作的随意删改。他们是在反映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删去了许多国人不太容易明白的描写，或是为了适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作叙事时间进行调整，
并加入了适合本国读者鉴赏口味的内容。也就是说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进行了的本地化的再创作。例如，对精彩片断加以渲染或是借对话和演说来抒发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读者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译者首先作为一个读者来阅读西方文学，从他们对原著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当时社会普遍的接受程度，选择翻译的方式与侧重点。在这一点上，恐怕译者作为第一个读者对翻译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他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半的读者。”
因此，可以说，好的译者对于处在接受初级阶段的读者来说，会在输出的过程中适当的将原作本地化，等于赋予了原作第二生命。这即不是对原作生搬硬套，端上一碗生饭，也不是过于迁就本国读者，将这碗饭煮得过烂，
而是将其烹调的刚好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但是，对译作进行本地化的再创作，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接受的误区，很多人在接受的初期会误以为原作就是如此，这对真正了解被译国文学的真正特点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过本地化的再创作在近代中国于阿拉伯国家的翻译状况下，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由于林纾与曼法鲁蒂是作为一个听众或是间接阅读者，因而作为二次输出者，他们译作中的再创作成分则更多。适当的本地化是他们二人译作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而他们的译作能够脱颖而出，更重要的则是由他们们二人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描述语言，对当时国人接受西方文学起到了很好的引渡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
说明林纾的翻译语言很有独特性。但是林纾在翻译时采用的语言虽是文言文，且被桐城派古文家所称道，但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拗口艰深的古文。他通常是用较通俗的文言进行翻译，使他的译作实际上介于桐城古文与传统白话小说之间，给人清逸、隽雅的感觉。在有关景物、人物心理以及举止之处尤其用心。例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曾由这样的描写：
一日天气晴明，晚霞在一片浓树之外，与蔚蓝天相映发，神爽气清，虽居巴黎辇毂之下，而所居隐于树间，青叶翠阴，不类人境，隐隐闻马车声，若在空际。
此一段关于景物的描写非常优美，使人仿佛身临那种闹市间难得的安静宁谧的氛围。而关于人物心理及举止的描写，林纾更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或是将人物的悲剧情绪突出渲染，或是将人物的诙谐举止加以夸张，从而增添了原作的悲剧或是喜剧效果。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也深有体会，他曾举例林纾翻译的《滑稽外史》中一段：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一段描写也是形象万分。钱先生曾将此与原文对比，发现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謔’，为迭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酱。”
但也正是这种“加油加酱”增添了译文的魅力，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一批文人了解西方文学的兴趣。钱先生就曾说过：“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于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言的兴趣的。”“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
对于林译的魅力，鲁迅与郭沫若等文人都曾表达过同样的感受。由此看来，林纾的译文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归于他对人物、景致进行细致刻划时，其真挚、诙谐的语言所产生的魅力。从这点上来说，尽管有众多人士对林纾采用意译方法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有不同看法，也尽管他的译作从翻译学的某种角度来讲，也许不能算做是好的译作。但他的译作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伤害到原作的“神”，而是在体会原作神髓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了艺术的夸张，让原作在本土的再生长过程中穿上了本土绚丽的外衣，获得了又一次生命。无可否认，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译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而这一点在曼法鲁蒂身上也有体现。他一改近代沉闷的文风，借鉴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师法伊本•穆格法、阿卜杜•哈米德（‘Bdu Hamīd）和贾希兹等大师的散文风格，加上自己的创新，以类似散文的笔法来翻译小说，使他的译作在语言上清新典雅、凝练流畅，时而哀惋悲壮、时而婉约细腻，有时像在与人倾诉，有时则像在面对阿拉伯民众发表演说。我们来看《麦吉杜林》中的一段译文：
有人说，春天的季节是爱的季节。情感在春天中散播，使人们的心灵变得充满人情，心与心在慢慢靠近。公园里、果林间，到处都有一群群的鸟儿在花间枝头歌唱，成群的人们在林间游乐。而我，却丝毫不信眼前看见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尽情地让心灵飞翔，低语我的哀愁和忧伤，洒下串串的泪珠，来冷却在我心头纠缠着的渴望。
这是麦吉杜林给苏珊的一封信里的话。从语言风格上来看，这段译文很像是一篇散文，音韵和谐、行文流畅、笔调清新、感情细腻而真挚。而《麦吉杜林》整部译文的语言风格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曼法鲁蒂不仅超越了他所学习、崇尚的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而且也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翻译家进了一大步。此外，曼法鲁蒂还时常以演说的形式翻译作品，甚至将原作由戏剧改译为小说，将原作中的对话译为散文式的演说，这一点在他的译作《为了王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该作主要讲述了巴尔干国为了摆脱土耳其统治而进行斗争的事情。在原巴尔干国王死后，人们要在将军巴兰库米尔和主教雅亭二者中选一位出来继任王位。在国会选定主教后，将军密通土耳其，妄图卖国以求得王位。将军的儿子力劝父亲放弃这种不义之想，但父亲对其置若罔闻。后来，儿子大义灭亲杀死了父亲，又遭陷害被判死刑。他的女友为使他解脱，杀了他，而后也自杀徇情。
原作戏剧中儿子与父亲的对话，在曼法鲁蒂的笔下变成了儿子单方面的长篇演说。而且大部分演说与小说情节发展和刻划人物性格完全无关，只是重点突出劝诫主旨，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有些甚至脱离了小说中人物的特定环境，读起来倒像是阿拉伯革命家在面对群众发表演说。例如：
过去十年来，我们之所以一直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就是因为我们狂妄骄傲、夜郎自大；因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自以为是。富者侮蔑穷者，强者欺凌弱者，权贵轻贱黎民。因而上主就降下穷兵尚武者来统治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曾以此来与人交往，我们也尝到了应有的报偿。“我没有亏待他们，但他们却亏枉自己。”
文章中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是在指以阿拉伯文明曾繁荣昌盛，傲然世界而怡然自得的阿拉伯人，又像是反映了埃及近代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更为有趣的是，曼法鲁蒂居然让一个基督教徒引用了《古兰经》中的话，原作中无疑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的。但是流畅的散文风格和适合本国近代国民鉴赏能力的本地化删改，却符合了近代埃及国民的接受趣味，这使曼法鲁蒂的译文取得了同时代翻译家们都未成取得的成就。
林纾与曼法鲁蒂的局限
幼年时的经历与教育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性格特色和道路选择。林纾小时候就以其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性格闻名乡里。他是一个感情真挚、爱憎分明、充满热情、甚至是激情的人。他曾自言：“畏庐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下。”
这样的人往往对社会的黑暗、国家遭遇的危难有着极端的敏锐和责任感。因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林纾可以说是怀着极端的激愤，想要为强国努力。他曾写下：“日苞其爱国之泪，告知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
的感人之句，并且对朝廷的黑暗，军官的懦弱感到愤懑。同时，他还是一个胸襟宽阔、清介高傲的人，对于爱国，他有自己的理解：“天下爱国之道，当挣有心无心，不当挣有位无位。有位之爱国，其速力较平民为迅。然此亦就专制政体而言。若立宪之政体，平民一有爱国之心，及能谋所以益国者，即可立达于议院。故郡县各举代表入为议员，正以此耳。”
但是从林纾前期接受的教育与其涉猎的典籍来看，他接收的基本上是当时的正统教育，走的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所走的“正道”。因此可以说，在思想上，林纾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思维模式有着深刻的认同，并未形成激烈的反叛意识。他所主张的变革实际上只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的改良，这一点从上文所引他的话也可以看出。林纾的思想深处始终有着坚定不移的忠孝人伦理念。在变法维新失败后，国家政局纷乱，辛亥革命又使他拥君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感到了极端的绝望。在此不谈他后来的思想与政治上的保守，只是这种受打击后的疮痛对他的翻译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林纾的翻译序中，曾多次谈到“余老矣！”之类的话，以他一个高傲、狂放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其内心的绝望和一丝颓废。因而后来翻译作品，想要通过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来实现自己振作社会风气的愿望越来越。翻译小说对他渐渐成了玩弄笔杆、消磨光阴、间或发发胸中郁闷之气的调剂。激情的减弱，大大影响了他的翻译质量，在后期的译作中，他认真为之写序，评论原作的译作越来越少，很多都是匆匆译完，搁笔后从不校稿。这些译作中不但存在很多明显的误译，而且在语言手法上，也渐渐颓唐、散乱。不过，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应该给予林纾足够的肯定和宽容，作为一个本性高傲执着的人，在幼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是往往其一生都无法或是不愿改变的。林纾后来的保守，和当时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林纾如果再晚出生二十年，其情形会大不相同？不论怎样，林纾毕竟是走在文学翻译前列的中国文人，为介绍西方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从创作题材到创作内容的变革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曼法鲁蒂的情形与林纾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曼法鲁蒂生在一个显赫的宗教家庭，自幼家教很严，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曼法鲁蒂从小性格温和、细腻而敏锐，富有同情心。本性的驱使他对社会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关注，他同情一切弱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想要帮助每一个受苦的人脱离悲惨的生活。但是，他的敏锐多感往往使他容易绝望，在埃及局势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他往往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他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又给了他很多限制，使他拒绝接受其它一切宗教文化。他所翻译的一些书籍，也是增改前人或是同时代人的翻译粗稿而成，而且基本上只选那些能够让他感动、与他心灵有共鸣的作品，对西方文学没有大量的、系统的了解。这样他的译文只是追随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同时这些封闭的空间，使他很难在文学形式、语言上有巨大突破，因而他的成就也就有了时代的局限。但是，尽管后来，在埃及文学渐渐成熟后，曼法鲁蒂的作品的借鉴作用越来越小，我们却不能否认，他风格清新、散文式的译作对当时阿拉伯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他们的评价，正如埃及学者绍基•塔伊夫说的那样：“应该用文学家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他，用他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的情况来评价他，我们不应该用后来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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