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俊
抚州师专学报,2000.1
[关键词] 阿拉伯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106.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635Ｘ(2000)01-0037-05
愚昧的习俗 不屈的精神———努埃曼的《不育者》
文学本无性别之分,只有创作主体的男女之别。两性也本无贵贱优劣之差别。然而私有制的产生,开始了人压迫和奴役自身的历史,性别的不同便转化为性别的歧视和压迫。于是也就有了成为人类解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才有了“第二性”视角的“女性文学”。
阿拉伯进步作家大都富于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的作品与阿拉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这些作家善于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描写女性,批判男权社会和千百年来传统观念和愚昧习俗对女性的迫害。黎巴嫩著名作家米哈依尔·努埃曼(1889-1988)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条封建伦理的陈规像沉重的枷锁架在众多臣民,特别是妇女的头上,它拆散了人世间多少幸福的家庭,扼杀了多少青春靓丽的女性。努埃曼的短篇小说《不育者》就是一篇旨在控诉封建社会视女人为私有物,鼓吹“无后为大”,肆意摧残女性的罪行,抨击腐朽愚昧旧制度的佳作。
小说女主人公加米娜是一个有着闭月羞花之貌,并“具有左右区镇其他姑娘很少兼有的品行”的“才女”。她的新婚丈夫阿齐兹也是个“全镇、全区、乃至整个黎巴嫩最俊美的青年”。“全镇居民都夸赞他聪明勤奋、和蔼可亲”。可以说,这是一对天作之合的美满夫妻。以至供职教堂五十余年,一生已为近千名信徒缔结过良缘的保罗牧师,也感觉到为他们主持婚礼是一生中最为荣光和幸福的时刻。
加米娜与阿齐兹婚后的夫妻生活也是幸福的。“就像生活在那晴空万里的春天里一样,空气、树木、花草、江河、甲虫、动物都陶醉在更新复苏之中,好像在欢度盛大的节日。”他们相互冠以“小母羊”和“小公羊”的昵称,取代了“加米娜”和“阿齐兹”,以至几乎忘掉了他们的原名。
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蒙上了不祥的乌云。婚后两年了,加米娜还未受孕。阿齐兹的态度变了,“话音里的那种亲切语气,目光中的那种渴慕神情”不复存在了。面孔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已由“宛如一面晶莹闪亮的镜子”,变成“隐隐约约的海面”,深沉而又灰暗。阿齐兹又是父母的独生子,其母亲更是急得不得了,“难道眼看我们断了香火不成?”婆婆便以“带媳妇去换换空气”为由,领着加米娜去贝鲁特和大马士革,遍访名医秘方,但都无济于事。阿齐兹对妻子的态度“愈益粗暴”,终日以烟酒为伴,“根本不吻她,只叫她‘加米娜’,甚至连名字也很少称呼”。阿齐兹的父母更把她看作他们独生子的“祸根”,不止一次祈望加米娜死去,他们的儿子又可以“再娶个好女子,给他生个儿子”。加米娜备受家庭的冷落与虐待。
然而,事情后来发生了转机,当婆婆领着加米娜造访“一座以圣母命名的带来奇迹的古老修道院”后,“奇迹”发生了。“一个十年不育的妇女,医学为之罔效,郎中为之束手,修道院也无济于事,然而圣母———光荣归她的名字———却听应了阿齐兹·库尔巴吉母亲虔诚的祈祷声”,加米娜终于怀孕了。这样,“和平天使又降临到库尔巴吉家庭”。丈夫、全家、甚至全镇对她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加米娜不愿用欺骗和通奸来换取丈夫的爱,而在他们婚恋甜蜜的日子里常常坐在一起的那棵冬青槲树下,留下一纸遗书,告别了人间。作者以辛辣的笔调,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加米娜的不幸遭遇,饱含悲愤控诉了黎巴嫩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和遭受的屈辱与苦难。
作为一个富于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杰出作家,努埃曼不是孤立地描写“不育者”加米娜,而是将她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影中来写。小说不仅写了阿齐兹及其父母对加米娜的态度,而且写了加米娜的母亲“也像阿齐兹母亲一样,把女儿的不育看作是天降恶报,永远抹不掉的耻辱”。因此本想去母亲那里能得到安慰的加米娜,却要反过来安慰母亲。更有甚者,全镇的“人们都抚慰阿齐兹的不幸,很少有谁对加米娜表示一丝同情”。只要加米娜外出,镇上的女人都抱着孩子出来,故意在加米娜的面前,嘲弄与羞辱她。这些描写不仅表现了宗教势力和愚昧习俗对人们毒害之深,而且使小说升华到社会历史的高度,透过加米娜这个受尽政权、族权、教权和男权压迫的女性及其悲惨命运,抨击了行将就木的旧制度,揭示其吃人的本质,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和争取个性解放的色彩。
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努埃曼采用了对照的艺术手法。围绕着加米娜的“不育”,丈夫、家庭和人们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婚后的最初日子里,加米娜的生活是甜美的。她成了新家庭中每日生活的轴心。丈夫、公公和婆婆都围着她转,“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不必说阿齐兹对她的热烈的爱,使她整个身心充满幸福和爱欲欢乐。就是对阿齐兹的妈妈来说,“似乎她活在世间的唯一目的就是照料好媳妇过得舒适”。她不让加米娜做任何家务事,并要阿齐兹雇来女佣。加米娜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他们为她而劳累,为她而生存。”但是,当加米娜婚后久未受孕时,整个家庭变成了“一座阒无声息的坟墓”。阿齐兹沉醉于烟酒,经常整夜不归。一有不合意的事就发脾气,摔东西,甚至打了加米娜。同时,加米娜以往在公婆那里得到的怜爱也“毫无踪影”。原先雇来的女佣早已辞退,她要“象头牛似的在屋里屋外劳动”。累了坐下休息会儿,婆婆马上就喊道:“又坐下来了?现在是歇着的时候吗?”前后两相对照,态度与行为迥异,宛若两个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女主人公的不幸和苦难。
努埃曼不仅是继纪伯伦之后黎巴嫩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先要表现真情实感;其次要揭示存在的现实,以及匀称的风格和富于音乐感。努埃曼的这些标准,基本上是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小说《不育者》正是体现这些创作原则的代表作。
《不育者》描写的是黎巴嫩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为了突出生活的真实性,小说开初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1900年5月10日,结尾也标明了是十年后的1910年5月10日那个春光明媚的一天。发生的地点是人们都熟悉的那个山区高原。小说一开始就将读者领入那个真实的生活氛围,极富真情实感。作者又浓墨重彩,以深情的笔触真实细腻地展示了加米娜的心灵历程,从追求纯真爱情开始,到一次又一次地违心屈从,最终不甘屈辱而怨愤自杀。整个心态流变,轨迹清新。
才貌双全的妙龄女郎加米娜,是一位忠于爱情,忠于丈夫的感情纯真的女性。在她的心目中“阿齐兹的爱、他的宠、他的吻,这些就是她的幸福,她完美的生命”。她把丈夫的爱视若自己的生命。她深信,她与阿齐兹的生活将永远像新婚之夜那样春色长在,不会受到兴趣、爱好、看法、信仰上一丝不同的影响。她深怕与丈夫在旨趣方面的一点点分歧,给他们纯真的爱情带来一丝瑕疵。因此,当阿齐兹认为按她的身份、地位要她满身珠光宝气,披金戴玉时,尽管加米娜认为披金戴玉对一个德容兼备、又受丈夫宠爱的女子是一种耻辱,不愿意成为“戴着金链的驴”,并加以推辞。但看到阿齐兹决心已定,她理智地屈从了丈夫的意志。她感到“夫妻幸福取决于旨趣的一致,为这幸福她要使自己的旨趣服从丈夫的旨趣”。随着婚后两年多她尚未受孕,加米娜明显地感到她与阿齐兹之间的鸿沟愈益增大。她一方面难过极了,但又不敢表现出来,生怕她至今仍以整个身心感情追求的最后一点幸福消失掉。她有时还天真地认为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不过是他俩幸福天空中的一片乌云,会迅速消失掉,特别是当她探求与丈夫关系中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得不到答案时。但当阿齐兹母子的简短对话揭开了加米娜痛苦的心灵一直想解开的谜底时,她的痛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沮丧和痛苦。即使如此,这时的加米娜为了阿齐兹的爱,“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他而死,为挽回他的爱,世上什么也不能阻挡她去作出牺牲”。她又一次违心地屈从了阿齐兹母子的意志,任凭其摆布。但是,随着爱的消逝,她的心灵也在缓缓死去。
最后,在造访了一座以圣母命名的修道院后,十年不育的加米娜终于怀孕了。尽管不育的责任不在于她,而是阿齐兹。但加米娜的受伤的心灵却似毒蛇般咬啮那样难受。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你(指阿齐兹)不满足我一人,不满足一个纯粹的‘加米娜’,我呢,却是什么也不要,只钟爱于你,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因有你和你的爱而无比幸福,但你的幸福却不因我和我的爱而完美。”“当你肯定我不能生育时,就像扔果核一样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抛弃。”作为一个女人,加米娜也有喜爱孩子的天性,她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梦见自己手上抱着孩子,甚至“白天也仿佛感觉孩子在吮吸奶头,听见他心脏在细微跳动,看见他两只小手高高举向空中”。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独立于孩子之外的特定价值,而阿齐兹恰恰不明白这一点。他对加米娜的爱自始至终都不是对她一个人,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具有灵魂和肉体的人,而只是作为未来孩子的母亲,作为能为他留下后裔的女性去爱。这给加米娜的心灵是“比死还痛苦”。加米娜在“遗书”中写道:“当我想到,我本身在你眼里失去价值,我的灵魂、肉体除了像机器一样一文不值时,我真想快快死去。”正因为如此,在加米娜心中,“丈夫的吻成了浸透她全身的毒汁,婆婆的宠成了切断她血脉的利刃”。她不愿用欺骗和通奸来换取丈夫的爱,不甘忍受屈辱与苦难,终于留下一纸遗书告别人间。这篇作者用满含诗意和富于音乐感的语言写成的加米娜的遗书,哀怨动人。既是加米娜纯真深沉的心灵历程的自白,也是一纸控诉封建社会视女人为私有物,肆意摧残女性的罪行,揭示其吃人本质的檄文。
荒诞的故事 辛酸的眼泪———塔木尔的《饥饿》
叙利亚现代小说,萌动于19世纪末,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上半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人民赶走法国殖民主义,取得民族独立,揭开了现代史的新篇章。叙利亚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到了50年代,叙利亚小说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并且一直延续到60年代。这一时期,叙利亚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先后出现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涌现出不少有名望的作家。扎卡里亚·塔木尔(1931-)就是叙利亚60年代鹊起的小说家。
塔木尔生于大马士革,铁匠出身,文化不高,但他自幼酷爱文学,熟悉生活。50年代末,开始写小说,他是60年代叙利亚文学“自我表现派”的主要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叙利亚,随着叙利亚同埃及合并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与以色列的“六月战争”失败,对现实忧虑不满以及对前途绝望迷惘的思想情绪笼罩着社会。塔木尔的作品也主要描写社会上人们对现实失望不满,对前途忧虑迷惘的情绪及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创作手法上,因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着重于表现个人、寻找自我。不重视对事件的叙述,而是侧重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思想活动的描写,富于联想和想象,同时长于利用各种象征手法描写人物,所以,他的作品富有荒诞意味,短篇小说《饥饿》正体现了这一创作特色。
短篇小说《饥饿》可说是又“小”又“短”,写的只是一个饿汉的故事,而且只有四千来字。但是,它给读者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集中笔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饿汉。作者只用了三个情节就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艾哈迈德因为饥肠辘辘在一家家咖啡馆前走来晃去,他想能碰上一个熟人,设法填饱自己的肚子。但是,他失望得很,路上没有碰到一个认识的人,只得径直向一位画家朋友家里走去。可是,这位画家“一贫如洗”。尽管画家是位慷慨大度的人,但也只能将“家中仅有的食品”———白纸上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烧鸡,热情欢迎艾哈迈德的光临。艾哈迈德明知这是一纸“烧鸡”,但饥饿难忍,便饥不择食,几口就把那只“鸡”吃下肚去,并向画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小说以简炼的笔触描写了饿汉与画家的对话和动作,将一个“画鸡充饥”的饿汉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同时也隐约地点出了小说的背景:社会的普遍贫穷与饥饿。
因为艾哈迈德还要向画家讨酒喝,画家坚决不给,他“极不愉快”地离开了画室。于是,小说转入了第二个情节。
毕竟“画鸡”不能充饥,又时值“烈日炙灼的八月天”,艾哈迈德在街上蹒跚而行,没迈出几步,便晕倒在地。他在迷离恍惚中,仿佛听见人们在议论:“我们的国王艾哈迈德病了”,似乎感到人们把他抬起,扶上一辆大车,并走进一座警卫森严,奴婢成群的巨大宫殿。“饥”不可耐的艾哈迈德第一句话就是“我饿!”接着,奴婢们迅速端上了一大盘“宫厨中最好吃的食品”。他揭开盘盖布一看,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尽管他一阵颤栗,然而他太饿了,“他的手却不自禁地、漠然地拿起了刀叉,切断婴儿的手,贪婪地将那鲜血淋淋的人肉送进口中,婴儿发出尖厉的惨叫声”。就在这时,孩子的母亲———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女人哭喊着奔向前来,并设法迅即用双手搂住艾哈迈德的脖子,发出爽朗而狡狯的笑声,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长蛇,缠住他的脖子,越缠越紧……“艾哈迈德挣扎着大呼救命”艾哈迈德猛然惊醒过来,原来是黄粱一梦。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我国唐人传奇沈既济《枕中记》的故事。有趣的是,《枕中记》的卢生是在一家旅店中,枕着一个仙翁送给他的磁枕上,舒舒服服地做了一个官场高升,娶妻生子,享尽了荣华富贵的美梦。一觉醒来,店主人刚蒸上的一锅黄米饭还没有熟。而艾哈迈德却是因饥饿而晕倒在街上,做了一场“黄粱恶梦”。他在迷离恍惚中梦见自己变成了国王,本想能实现饱吃一顿的愿望,结果奴婢们端上来的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并且差点被婴儿的母亲活活地勒死。两场梦景,一喜一悲,迥然不同。更加不同的是,卢生一觉醒来,还能美餐一顿店主人蒸熟的香喷喷的黄米饭。而艾哈迈德恶梦醒来,却见自己坐在一家理发店的椅子上,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他将独自一人继续自己饥饿的行程。
第三个情节是写艾哈迈德寻找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小儿科大夫。
艾哈迈德离开理发店后,又独自一人行走在街上。他先问一家杂货铺的老板,是否知道小儿科大夫艾哈迈德的家,当老板回答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怅惘地摇了摇头,忧郁地继续朝前走。后来,他得悉艾哈迈德大夫住在一座深黄色的楼房时,便走进那座楼房里,先是敲第一层的房门询问,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将头探出来说艾哈迈德大夫住在二楼;接着,他爬上二楼敲打房门,一个满头鬈发的男人打开房门,说是大夫住在三层;于是,他满腹狐疑地爬到第三层敲打房门,一个小姑娘又说是住在第一层。总之,住在那座楼房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艾哈迈德大夫这个名字,但又都不知道大夫住在那层楼里,他的真实地址在哪里。最后,艾哈迈德跑进自己的家里。他站在镜子面前,看见一个脸色发黄的青年。他对着镜子说道:“难道这就是你吗?艾哈迈德大夫?我找了你好久……我病了……你给我看看吧……”大夫回答说:“你病了?好,那我嘱咐你:要吃肉、吃苹果!”饿汉找来找去的艾哈迈德大夫,最后寻找到的正是他自己。(关于这一点,小说在第二个情节中“盘里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已暗示饿汉艾哈迈德的身份是一个穷愁潦倒的小儿科大夫。正因为如此,也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第三个情节,寻找艾哈迈德大夫。小说过渡,非常自然)。于是,饿汉艾哈迈德又回到现实中来。他饥火中烧,当然没有肉吃,也没有水果吃,“只在桌上的书堆里发现半块干饼,他用水将干饼蘸湿,慢慢地咽下肚去。然后,倒在床上睡熟过去,以期在梦幻中实现自己饱餐一顿的愿望。
这是篇颇见艺术功力的小说,作家以极短的篇幅概括了现实生活的实质性的现象。全篇行文简洁、紧凑,语言也富有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小说的三个情节(我们姑且将这三个情节冠之以“画鸡充饥”、“黄粱恶梦”和“寻找大夫”)的选取极有代表性,很符合人物的行动和心理特征,真实可信。在艺术手法上又将现实与梦幻交错进行,三个情节,一个接着一个,一实一虚,实虚结合,层层递进,突出主题。饿汉艾哈迈德,仅仅为了饱吃一顿,即使在现实与梦幻中都难以满足。在看似荒诞的情节中,却包含着饥饿者多少辛酸的眼泪。
* * 注释 * *
本文所引小说译文均见王箴躬、余致力选编的《20世纪世界文学精品·短篇小说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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