الاثنين، 13 يونيو 2016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与我 بقلم صاعد تشينغ جيكون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与我
大概是去年10月,在北外参加一个有关阿拉伯文化的研讨会。我一眼就看见了马王爷,马王爷三只眼,也看见了我。四目相对后,我开玩笑地向他要我的“一亩三分地”。不料,第二天打开博联社的网页,居然发现,竟真给我拨了一块自留地。我真不好意思,年纪大了,耳不聪,目不明,又笨手笨脚地,老老实实自认是个“菜鸟”,潜在水里呆着算了。况我手头还有个项目,够应付的了。真后悔,不该向马王爷要那块自留地,自讨苦吃。好在可以装糊涂,以不懂不会为借口,继续潜水,赖着不出。不料(又是一个不料)前两天到友协开第二届中阿友协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大会,马王爷的三只眼又发现了我。似乎觉得拨给我的那一亩三分自留地不该撂荒,特别是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土资源非常宝贵,那些国内外的款爷、款奶奶的“开发商”们,一直试图挤占我们那点可怜的可耕地,以"开发——发大财”。反正将来土地少了,粮食不够吃的,也饿不着他们,而且还可以借此做好事,为大量的官员们提供发财的机会——不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家能否把这一段算是意识流的写法——我对马王爷搬出了我似乎颠扑不破的借口——“我不会”。马王爷毕竟是马王爷,他说,我给你派个人教教你。我以为说着玩呢。不料(这是第三个不料了)昨天,别人都去清明踏青、扫墓了,马王爷派的年轻的家庭女教师竟真地来教我了。我今年已70岁了,重新体会了一下7岁孩子学新东西的新鲜、快乐,使我更明白了什么叫“耳提面命”,什么叫“手把手”的教,也明白了什么叫着“笨”——如果再教学,我会对笨学生更怜悯一些。来的小周老师,温州人,在重庆念的大学,学中文,似乎是广播媒体专业的,去年刚毕业,就来北京闯世界。我觉得她是个好老师,很有耐心,也懂教学法
  昨天学了,今天就试试,也算是向马王爷汇报一声,我那一亩三分的自留地没有撂荒。开张大吉,我找了一篇文章,是一篇对我的访谈录,登在去年第一期的《国外文学》上。借来,也算是自我介绍吧。当然是一种偷懒的办法
            我与阿拉伯语是“金婚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仲跻昆访谈 仲跻昆教授学术小传 
  19382月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曾于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进修。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阿(拉伯)友协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译协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阿拉伯作协名誉会员。。曾任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兼希伯来语教研室主任、北大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外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参加《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词典》等语言工具书的编纂。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方文学辞典》、《东方文学史》(副主编之一)等文学工具书撰写有关阿拉伯文学部分词条或章节。发表有《阿拉伯:第一千零二夜》(《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之一)、《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等论著。译有(部分为合译)《沙漠——我的天堂》、《难中英杰》、《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本来就是女性》、《一千零一夜》、《库杜斯短篇小说选》《纪伯伦散文诗选》、《阿拉伯古代诗选》等小说、散文诗集  
  采访人(问):仲老师,今年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成立60周年,请您先谈谈阿语系当年刚成立时候的一些状况
  仲跻昆教授(答):阿语系原来是属于东语系的一个教研室,一个专业,最早建立于1946年,所以今年是原东语系建立的六十周年,也是现在的阿拉伯语系建立的六十周年。当年建立东语系的时候,阿拉伯语方面需要请一个人来主持。请谁呢?就请了马坚先生来
  问:请您谈一谈马坚先生
   答:马坚先生原来是穆斯林派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那儿学习《古兰经》,准备让他回国后去翻译《古兰经》的。他在学习的时候是很用功的。他应当说是当年去埃及留学的穆斯林中学有所成、成就最好的,因为他比较用功。后来他曾跟我说过,他这个人呢,先天不足。他先天不足有两方面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他是早产儿,他妈妈生他时不足月;再一点就是从知识结构来讲,没有上过高等学校就出去留学,之前学的是一些伊斯兰宗教,中文学的是古文,英文也是自学的。所以他比较刻苦用功。他用功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不论天多冷,早上5点钟闹钟一响,就用脚蹬开被子,因为天很冷,这样就迫使自己起来用功。还有,就是国外的假期比较长,有三个月,他就利用假期钻图书馆,每个假期能翻译一部书出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把《论语》翻成阿拉伯文,还好像是用阿拉伯文写了一本中国穆斯林的概况,向阿拉伯人介绍。回国后还从阿拉伯文翻译了回教哲学、回教教义这一类书,向中国人介绍。所以他在学术上是比较有成就的。他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阿文钻的比较深,古文也不错,还有就是他英文也不错,后来他还从英文翻译了《阿拉伯通史》等一些书。所以我觉得老先生的确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他是阿语系的创始人,他的功绩在于把阿拉伯语的教学引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应当算是我们这些高校阿拉伯语师生的“祖师爷”。所以我说他是“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因为马坚姓马,由于他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在北京大学才有了阿拉伯语系
  问:请您谈一谈您自己的一些情况
  答:我是1956年入学的,所以今年是东语系、阿语系系庆60周年,还赶上马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我个人和阿拉伯语的结合今年也整整50年,应当算是“金婚”了。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学阿拉伯语呢?当然小时侯也读《一千零一夜》等一些书,但开始我不是想学阿拉伯语。我过去在中学演过戏,在大连话剧团做儿童演员,而且我对文学比较爱好,所以在这之前也有过做演员、当作家这些理想。但后来到东语系后就面临一个选专业的问题。当时1956年的形势是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就引起了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所以那个时候中东地区比较热闹,学阿拉伯语自然是个热门。日语当然也是个热门,大家都去报。但是我从个人的好恶来讲,就觉得别的可以学,但日语坚决不学。因为我是大连人,大连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叫关东州,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台湾和朝鲜,完全是殖民地,比满洲国还要日本化,所以亡国奴的程度更厉害一些。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因为我是1938年生的,所以还比较小),但是也还是尝尽什么叫亡国奴的滋味。所以从感情上来讲,绝对不学日语。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学别的,但是不学日语。现在看来,这样当然也不对,但那时候年轻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思想。至于其他一些专业,我有时候又觉得太小,不想学。所以就使了一个“招”,就是把日语放在第三志愿,第一二志愿是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日语很热门,所以这样就肯定不会把我录取为日语,而只能把我录为前两个专业之一。就这样,我学了阿拉伯语
  问:我们都知道阿拉伯语很难学,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答:阿拉伯语的确很难。当时我也听说是比较难学,现在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为什么说难学?过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来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懂一门外语,工资可以加百分之十,但是如果懂汉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工资就加百分之二十,从这点来看,阿语和汉语就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了。那时候我们去访问马坚先生,马先生就说,你要说它难,也难;说它不难,也不难。要说它难,俄语有六个格,阿语只有三个格,这样一比,阿语也不过如此。马坚先生还说,“难能可贵”,只有难,学出来才算有本事。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觉得还是应当把它学好的。而且那个时候,上世纪5060年代,正是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形势、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学习劲头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候也常有阿拉伯代表团访华什么的,所以也觉得阿拉伯语用处比较大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当老师的呢
  答:我是1961年留校的。开始,没有我当老师这个名额。那个时候我记得同学分配有去总参的、中调(安全部)的、也有新华社等部门的,还有一个名额是北大研究生,我就想报这个研究生。因为我觉得军队纪律严,当时的我有点吊儿郎当的,不太适合。再一个,我觉得阿拉伯文这么难,这么深,好像自己还学得不够,还想再学点儿,所以就报了阿拉伯语研究生。然后我就回家等信儿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填个表,然后等上面统一分配。后来我接到通知,让我留校当老师
  问:从您当老师到现在有45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您当老师的体会是什么呢
  答:我当教师的体会就是,一个人,你可以不当教师,按现在的说法,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觉得哪儿挣钱多,去当“大款”;也可以觉得哪儿可以官运亨通,去从政当“官”。但是你要是做教师,在我看来就是,你要么不要做教师,要做,就必须要做好。为什么?因为搞别的,好坏很大程度是关系到你自己。但是你做教师,面对的是一些学生,是活的人,教好了,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教不好,你就是误人子弟。所以做教师是必须有责任心的。因此,我觉得做教师必须要做好,道理就在这儿。当教师必须要投入,因为如果不投入就做不好。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来讲等于犯罪。另外,过去中国的传统是“天地君亲师”,这么个排列顺序。天、地、皇帝、父母,再往下就是老师了。实际上从接触来讲,老师是学生的一个样板,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从我个人体会来讲,我因为过去演过戏,在中学演过,后来大学时在北大也演过戏,红过一时,后来到干校也演过。我就感觉,教师实际上也是在演戏。一个人大概总有些表演欲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歌星,想当明星,他就是有一种表演欲,希望能够向人展示自己。教师呢,实际上也是整天在演戏,也是向学生在展示你自己。展示什么?一个是你的学问,一个是你的人品。演艺界有个说法叫做“德艺双馨”。作教师恐怕就必须要做到这个”德艺双馨”。从业务来讲,你得是拔尖的,从人品来讲,也应当是为人师表。演戏,可以演正面人物,也可以演反派人物,无论正反,只要演得好,都会令人叫绝,为你捧场。但是做教师不行,教师是只许演正面人物,不许演反面人物的。要是有什么事做得让学生和别人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三道四,那这个教师是绝对不成功的。这就是我做教师的体会。我做教师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马坚先生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比较深,他说:“教师啊,就像一口井,只有把自己挖得更深一些,水才会源源不断,才会出清水。如果这口井挖得不深,打上来的往往就是泥汤子,给学生喝的就是泥汤子了。”所以做教师就必须不断把自己往深里挖。否则的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在课堂上让人家问不倒,就必须要好好备课。所以我过去的备课,自己觉得还是很认真的
  问:听说那时候阿语系的发展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招生也很多,学生出路也很好,学术方面的成果也很多
  答:是的,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年级,当时的形势逼着大家去好好学习。之前我也提到,不仅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来黎巴嫩美军登陆、伊拉克“714革命”、埃及和叙利亚搞合并后来又破裂,还有阿尔及利亚反法殖民主义斗争等等,中东地区很热闹,这就迫使我们努力学习。从国内来讲,正赶上大跃进热潮,每个年级都报名,翻译多少本小说或是搞字典。现在看来,包括亩产多少斤什么的,那时候有很多浮夸的东西,但当时身临其境,在那个热潮中,大家的热乎劲儿还是很高的,晚上大家一起在一个小屋子里搞科研到十一二点,然后到勺园去吃夜宵,吃馄饨,挺热闹的。我觉得那样的搞法对学习还是有一定的促进的,而且有一种互相推动,大家合作的精神。还有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请外国代表团、党派代表团、政治代表团,阿拉伯这么多国家,建交的请政府代表团、民间代表团,没建交的就请党派代表团。那时候我还三年级不到一点,就拉出去短期集训,然后就去翻译。那时候我被派到沈阳去,所有阿拉伯代表团到辽宁参观访问时,我都得参加接待。这样也有促进作用。三年级学生常常就被借出去为代表团翻译,这样就促使大家不断地搞好学习
  问: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那时学习情况怎么样?阿拉伯语系还招收新生吗?答:开始的时候没有招生,后来就招了工农兵学员。那个时候我在干校劳动。劳动开始是很苦的,在江西南昌鲤鱼洲,是鄱阳湖围堤屯田的一个小岛,发大水就很可能把整个岛淹没。后来有的专业在那儿也招过工农兵学员,不过阿拉伯语专业没在那里招过。那个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是血吸虫疫区,北大、清华有不少人在那儿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在那儿种稻子。问:那时还学习阿拉伯语吗
  答:不能搞专业。那时候,生活上很苦,但从当时的心理来讲,甘于吃苦,好像就是要锻炼。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要求进步,要求在“风口浪尖”里摸爬滚打,“一颗红心献给党”。那时候西语、东语、俄语系,也就是现在的外院被编为九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外院一些老教授互相都很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同吃一锅饭。有一些老教授,家里怕他们生活过不惯,还从北京家里寄些罐头、糖果、饼干什么的。结果不行,发现这些东西,就要统统没收,大家还开会进行批判,说“这是改造么?”,收到东西的人就低着头接受批判,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幼儿园去。问:听说您特别喜欢编剧,您都编过什么戏?答:我编了一个剧,叫《传家宝》,也叫《一根扁担》,是个对口诗剧,两个人来演三个角色,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还有个梵语专业的张保胜演另外一个角色。那时候北大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批判剧,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讲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上了大学,说“北大是个大染缸,过了多少年不认爹和娘”,变得讲究吃穿,后来经过干校的劳动锻炼,再重新把贫下中农的品质又捡回来了的故事。这个剧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什么的是不太对,但这个现象,就是有些山沟旮旯来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变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忘了本、丢了本色这类事情,依然存在。所以这个剧也可以一分为二地看。这个剧在当时很轰动,不仅在江西干校演,还演到了北京总校,又演到了汉中分校;不仅在学校里演,还到社会、工厂、农村、别的干校等地方去演。演戏的好处,老实说,就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艰苦的劳动,少吃了不少苦。后来他们又调我回北京来参加北大的文艺小分队。当时北大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搞得很有名的,我们演一些剧、说相声、对口词,也唱歌、跳舞、唱样板戏……什么都有。我是演员兼创作组的。后来搞复课闹革命,我就忍不住想搞业务了,在小分队里就有点“消极怠工”,说我写不出来,没生活。后来他们就把我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开始时教研室接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出两本书,让我校译,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史》,一本是《科威特简史》。再后来正好外边要人,我就到苏丹打井队去了。问:到苏丹打井是怎么回事?答:当时我们给苏丹修公路,是江苏省的援外项目,要求北京地质队水源队去为修公路找水源,需要翻译,就让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也知道苏丹很苦,但是我从来没出过国,很想出国,因为觉得我学阿拉伯语应当在外边见识见识。能出国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因为当时我们都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能出国就好像在政治上合格了。出去的确是很苦,但是从生活来讲那时候在国内也不富裕。苏丹是世界三大火炉之一,非常热。洗完一件衣服晾在那儿,等下一件洗完再看这件就已经干了;坐汽车的时候也没觉得出汗,但下车之后屁股上是个白圈——盐圈;日本的体温计挺好,想买几个带回来,没注意,回来一看,已经顶爆了。我们虽然是专家,但似乎是把“五七道路”走到了国外,每天穿着工作服,背着大水壶,戴着大草帽,顶着大太阳,在荒郊野地里测量、奔波,住的是简易的活动房,热的要命。那时候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两年下来,对自己的口语、口译水平都有所提高,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所以能有机会出去,还是很好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给一千美元或者几百美元,也不肯出去。我们那时候不行,在我看来只要能让我出去,给的钱能够生活就行。当然不出去也能学好。出去有出去的学法,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学法;出去有出去的好处,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好处。这不是绝对的。像我第二次出国到埃及进修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不是很想出去了。所以我的学习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完成的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从苏丹回国的
  答:1972-1974年我在苏丹,然后回国就是教他们倒数第二届的工农兵学员,75年入学的那批,到昌平太平庄搞“开门办学”。开门办学的意思就是,走出课堂去办学,把学生带到社会上去,走出校门。开的门是北大的校门。开门办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把学生教好的,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既然是个教员,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应当尽好自己责任的
  问:后来您还出国留学过吗
  答: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我就到埃及开罗大学去进修两年。因为我觉得人家好像都镀过金了,我还没有,一直都是在国内学。在苏丹走了两年“五七”道路,好像也不算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就出去了。我在埃及的时候,把当时的文化参赞得罪了
  问:您一个留学生怎么敢得罪文化参赞呢
  答:埃及每年有一个定期的书展,往往都是12月底到1月之间,书展上各个国家、各个书店的书都集中在那儿,书价很便宜,至少打七五折。我看着这些书很眼馋,我知道北大的书很老,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整天钻图书馆的,所以哪本书放在哪儿,图书室里有哪些书,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国内的国际书店派了两个人去,他们说,如果回国后北大认账,付给他们人民币,他们是可以帮忙买这些书的。北外是事先就有这样的约定,但北大没有。当时我就说没问题。但是这个参赞向我们索要国内的照会、证明或者委托书。我说我没有,书展就快就要闭幕,现弄也来不及了。那个参赞就怎么也不答应,就是刁难我们。正好那个时候过年,我们就去看望大使,然后聊天,大使姓姚,人很好,也很有学问。大使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就谈起了这个事。我说书展马上就要闭幕了,我想给学校买一批书,这批书这样买最便宜,我想学校一定会付这个钱的,但是参赞不答应。大使一听,当夜,那时候都12点多了,就打电话把使馆的会计和这个文化参赞叫去了,当着我们面批评了他。然后拨了一些钱,让我们给学校挑了一些书。我就跟顾巧巧(现阿拉伯语系教师)挑了好多书。所以你看现在好多书都是当时我们挑的,装箱海运,给学校买了这批书。回来以后,图书馆那时候老袁(原东语系图书馆工作人员)说:“啊呀,你们这批书买得太好了!”但他不知道我们买这批书是多么艰难。留学的头一年,旧章未废,新章未立,除了吃住,我们的生活费每月仅有十元人民币。过了一年,生活费才提到了每月40块人民币。因为这样,我们在国外要买书什么的都很难。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是访问学者,但是其实就像个穷学生。六七个人甚至没有一架照相机,也没留什么照片。那时候光知道“肯德基”、“麦当劳”,埃及也有,但我们从来不敢问津,我们没在外边吃过一顿饭,没在外边喝过一瓶汽水。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我这样去进修没意思。因为在国内,图书馆有多少书我可以随便看,而在外面我买不到书,没有钱买书。而且我和外国教授总要有些交往,但我没有礼品,不能请人吃饭。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有些屈辱。 老实讲,那时候论学问我不会比谁差。有个外国人,说是要搞博士论文研究,连一句完整的阿拉伯语都讲不好,书却能买一大堆。可是我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早一点让我出去,如果条件能更好一些,我也许会做出更多的成绩的。现在,年纪大了
  问:但是您在阿拉伯文学方面、翻译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很丰硕的

  答:是,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一本《阿拉伯古代诗歌选》,这样呢,我等于把阿拉伯的一百三十多个古代诗人,大概有四五百首诗歌(不一定是整诗),断断续续地翻译了过来。因为我觉得的阿拉伯的文学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它的文化和文学都是很深厚的,可谓源远流长。因为上古时期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都在现在的阿拉伯地区。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中古时期,相当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后,阿拔斯朝时期,那时候世界只有“两霸”,一个是丝绸之路这边的中国,另一个就是阿拉伯大帝国,它横跨了亚非欧。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文化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是处于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罗马帝国是讲究一神教的,而过去希腊的时候是多神教,所以罗马就把希腊的很多东西毁了。但是阿拉伯这个时候是大量地吸收,而且在宗教上它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它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还有中国的东西都吸收进去。它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相当于它的一个编译局、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和科学院。而且它不单纯是翻译,还有加工创造,所以在哲学等各方面都很好。甚至在语言方面,阿拉伯语,就像现在的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当时中亚、波斯、西班牙……都可以不用别的语言而用阿拉伯语。这边呢,就是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当时的日本、越南、朝鲜,都跑到长安来学习。所以阿拉伯的文化、文学、历史,很多东西都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地研究。阿拔斯朝的诗歌,绝对不会比我们《全唐诗》的诗歌少。才逝世不久的绍基•戴伊夫(Shawqī Dayf),算是阿拉伯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他写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有8卷,《一千零一夜》才占那么一页或是一页半。阿拉伯文学史中很大部分是介绍它的诗歌。所以我翻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也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它的诗歌是很好的,格律很严谨,而且是抒情诗为主,他们没有大段史诗。所以它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阿拉伯诗歌虽然好,但是那些不懂阿拉伯文的人怎么办?所以就要翻译,翻译出来后还要让人家看得出来是诗,读起来有诗的味道。都说译事难,译诗更难。有的人认为诗不能翻译,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努力去翻译,所以在这方面作了些努力。我有些诗翻的还是不错的。像我那本《阿拉伯古代诗选》里面有两首《悬诗》,一首是乌姆鲁勒·盖斯的,另一首是祖海尔的,这两首诗是《悬诗》中最有名的。每首悬诗相当于一百个“贝特”(bait)左右,每个“贝特”相当于汉语的两句,所以一首悬诗译成中文就相当于二百句左右,要一韵到底。我的翻译就是一韵到底的。我翻译过诗歌、小说、散文,其中有纪伯伦的《泪与笑》,我觉得翻的也还可以,有的还被中学课本给选进去了。我的翻译的原则就是:那边要对得起原作者,这边要对得起读者。就是说意思要忠实于原文,这边中国人读了还得像那么回事。这就既要求阿语水平,又要求中文水平。你们这些学外语的,将来就是一方面阿拉伯语要学深学透,另一方面就是汉语也要好。特别是越到高年级,越往深里学,在很大程度上要拼汉语。再一个就是,我写了一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我觉得它的特点在于:这样一部文学史,阿拉伯世界都没有。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把阿拉伯现代所有国家(除了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索马里以外)的文学全都作了介绍。阿拉伯出的文学史还没有一本把这些国家全都包括在内的。最多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个写个的;综合一下的也不过是把突尼斯的沙比、伊拉克的鲁萨菲、宰哈维等著名诗人包括进去。至于也门的、巴林的、卡塔尔的、阿曼的、科威特的、阿联酋的,甚至沙特的、苏丹的、利比亚的、摩洛哥的、阿尔及利亚的……都没有写进去。而我的书是综合的,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都有。这应当算一个特点。还有就是他们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连获诺贝尔奖的纳吉布· 马哈福兹都没提到。而我从19世纪初一直写到了2004年。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我这部文学史跨度大,内容新、鲜活。再一个,黎巴嫩或西方,信基督教的人往往对伊斯兰教有偏见,而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写的又往往受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我两边都不是,我有我的观点,我觉得哪个说得更合理就采取哪个,所以我写的可能更公平、更客观些。这也应当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我书里引用的诗歌,在翻译上还是比较认真、比较讲究的,不像现在有些诗歌翻译,读起来让人感到别扭,不太像诗。我的这本书虽然并非完美,但至少还有以上这些特点吧。这本书好像也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我现在正在搞的国家课题是《阿拉伯文学通史》。那就要把古代的部分再写进去。这部分,讲义什么的我也有一些了,还有一本《阿拉伯古代诗选》,另外编《东方文学词典》时,我把阿拉伯一些古代诗人、文人的简介也都整理出来了,所以将来拼拼凑凑,写《通史》也不会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做了些事的。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埃及高教部给了我一个表彰奖。其实也就是一张纸,但我觉得挺舒服的,这至少证明外国人承认我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总算做了一些事,而且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还教了这么多学生。做教师有个好处,叫“桃李满天下”。其实古人说的“天下”哪儿有那么大,最多有几个省大;孔子的弟子三千,有有七十二个成贤好像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这个“桃李满天下”,是确确实实的。到国外去,看到使馆、学校、工地……好多人,都是我们的学生。虽然有些人我不大认识,叫不出名字,但他们认识我,说起仲老师,大家还都知道。仅是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很欣慰,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还是做了一些事,而且到临死之前,还可以继续再做一些事。今年正好赶上我们阿语系创立60周年,也就是全国的阿语进入高校的60周年,所以我认为全国的阿语界应当总结一下,坐下来展望一下前途,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共同做些事情,把中国的阿语真正搞上去。中国的阿语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阿拉伯语教学要深,要高,要精,要尖,要用更少的时间培养出更多高深精尖的人才。所以每个人应当负起责任来,站好自己的岗,把好自己的关,无论教学的、行政的、学的、教的,应当各司其职,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这就叫任重道远,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

ليست هناك تعليقات:

إرسال تعلي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