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翻译活动也同样历史悠久。在中国可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有了翻译活动。《礼记·王制》中记有：“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西汉时期专门设有译长的官职。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逐渐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佛经翻译活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但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为集中的要属阿拔斯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了。这场翻译运动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多方面，历时百年之久，不仅为阿拉伯中世纪文学、文化、社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日后欧洲文艺复兴所汲取的宝贵财富。但那时，文学翻译仍是这场翻译活动的一个分支。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翻译运动的再次兴起，对二者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量文学译作的出现，则是在近代。
近代的历史，对众多东方国家来说，是一个屈辱的历史。尽管曾经标扬过人类文明的旗帜，但在近代，他们在科技、思想的发展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了。西方国家的铁蹄肆意的践踏在中国和阿拉伯这两方有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落后腐朽的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一次次的割让土地，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这些都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同时，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在近代已经严重的束缚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发展，腐朽落末的制度也禁锢了人民的情感，禁锢了文学的创新。单一的文学八股的创作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多爱国人士，密切关注国家问题，宣扬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思想的创新使他们极其渴望探索新的更适合表达思想，更能跟紧时代的文学创作语言与形式。而西方列强的大炮，也结束了他们闭关锁国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政府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也曾多次派人留洋求学，这些留洋学者了解到西方国家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看到了他们在科技、军事上的发达。
而在距中国不远的另一个东方社会，也几乎在同时代里经历着相同的遭遇。自从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辉煌之后，阿拉伯文学发展的火焰也逐渐熄灭。其文学、精神生活相比起黄金时代的阿拔斯王朝，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1798年，拿破仑攻破了埃及的大门亚历山大港，阿拉伯国家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在法国对埃及三年的控制中，埃及社会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激起了埃及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人们亟需进行一场社会和政治改革，一方面击退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可以实现本国的振兴。同时，埃及人民在与法国入侵者的斗争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欧洲世界。他们看到欧洲人过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看到欧洲妇女们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自由的生活在人们中间，更让埃及人民震惊的使他们感受到的欧洲的进步科技。拿破仑的入侵带来了一部分出色的物理、自然、历史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他们来到埃及是为了以欧洲的科技建造埃及科技，他们开始研究埃及的各个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法国1809——1825年出版的九册《埃及综述》里。”[2]这是欧洲了解埃及的基础，也是埃及了解欧洲的基础。拿破仑带来的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报纸书籍得以大量刊行，这也为文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鉴于二者相类似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状况，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从1840年到1919年与阿拉伯国家从1798到1919年这两个时间跨度内二者的翻译活动，并分析其在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种种相似之处。
毋庸置疑，二者的翻译活动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并以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各种介绍西方应用科学以及社会学的书籍首先受到了文人们的关注。在近代中国，许多文人都一直坚持不懈地介绍西方科技与文化。早期有林则徐译的《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和《华事夷言》等（后来被收录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中）；肖会裕翻译的《英吉利记》（1842年）；徐继畬译的《环瀛志略》等，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军事、地理各方面状况；十九世纪末期有严复译的《天演论》（1898年）、《原富》（1901——1902年）、《社会通诠》（1904年）、《穆勒名学》（未完，1905年）、《名学浅说》（1909年）、《法意》（1906年）等，集中介绍了当时西方以及日本国情，宣传其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基本原理的著作，这一时期有很多著作是刚刚在西方问世不久，中国就有了译作，也表现出了文人对西方社会学思潮的密切关注。这些都为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让国人了解西方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的译文优美流畅、风格简约通透，都可看作是一笔文学财富。尤其是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关于翻译理论的一些见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
在埃及人民击退法国侵略者之后，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ī 1769-1849）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他上台后，十分注重发展埃及的科技及军事力量，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军事上的强国。从1826年起，他曾先后派遣多批留学生团，前往欧洲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政治、医学、农学以及艺术等技术，以期发展本国科技。以雷法阿·塔赫塔维（Refā‘a al-ΤaHāwī 1801-1873）为代表的一批埃及青年因此而得以广泛的接触西方社会，这些学子们归国后开始了科学翻译运动。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成立了语言学校，教授西方语言以满足翻译的需求，并在1842年成立了翻译处，由雷法阿·塔赫塔维任主席。据统计，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代，一共有191种译作问世，其中关于航海军事学的最多，有64种；医学译作有56种。且大部分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而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共只有28种（其中教育学2种，逻辑学1种，哲学1种，历史14种，地理3种，旅游4种，意识形态学1种，社会学1种，政治学2种。）文学最少，只有2种。[3]尽管此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但这毕竟为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而且其中有关社会科学的译作也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与革新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交流在易司马仪统治埃及的后期有了更大发展，他注重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建立了许多初高等院校，大量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许多毕业于欧美教会学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了躲避奥斯曼的残酷统治，也大量涌入埃及。他们呼吁过自由、有人权的生活，对西方文学也有大量系统的研究，经常在报纸上评论西方歌剧。有了以上诸多前因，阿拉伯国家的近代文学翻译渐渐繁荣起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真正的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兴盛于十九世纪末。并且首先发生在诗歌领域，但其规模和数量都不是很大。在中国，根据钱钟书的观点，认为1864年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中国人董恂合作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人生颂》基本上是最早的译诗。严复在1898年译出的《天演论》里也曾引用英国诗人朴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原人篇》片断以及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长诗《尤利西斯》中的一节。独立介绍西方诗歌的中国译者有马君武，曾译过拜伦的诗作《哀希腊》（发表在1905年《新文学》上），以及英国诗人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缝衣曲》（1907年）等；辜鸿铭，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古律己（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古舟子咏》、考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痴汉骑马歌》等；苏曼殊，他的第一本译诗集《文学因缘》于1908年出版，1909年又出版了《拜伦诗选》，等等。早在1831——1836年间，埃及文人雷法阿·塔赫塔维于法国留学之时就曾阅读过卢梭、拉辛等人的诗作，并曾尝试做过一些翻译。这些译诗数量不多，也未对当时文坛产生什么影响，但它们可以算做是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最早的翻译诗歌，此后文人也有效仿。诗作翻译影响较大的要数旅居埃及的黎巴嫩文人苏莱曼·布斯塔尼（Sulayman al-Bustānī 1856-1925），他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04年）。为了翻译该部作品，他曾经认真学习希腊文，试图采用新方法，新标准，为阿拉伯国家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此外，现代戏剧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土地上，并且一经发芽，便生的枝繁叶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最初将现代戏剧引进本土是通过演出。1900年，南洋公学学生演出了《经国美谈》，是根据梁启超的译本改编。而1908年李石曾翻译的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el Kampf 1881——?）的爱国主义剧本《夜未央》，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翻译剧本。据阿英统计，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剧本共有14部。1848年，叙利亚人马龙·奈卡什（Marūn Nigāsh 1817——1855）组织了家庭剧团，将法国诗人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删改称阿拉伯文剧本上演，他被认为是最先介绍西方戏剧的阿拉伯文人；此后，旅居埃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文学家赛里姆·奈卡什（Salīm-Naggāsh ?——1884）、艾迪布·伊斯哈格(Adīb Ishāg 1856-1885)、优素福·海亚特（Ūsuf-Khayāt 1938—— ）也翻译并上演了许多外国剧目。
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活动中，翻译数量最多，对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要属小说翻译。
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是《意拾寓言》（1840年刊于《广东报》），到1896年共有翻译小说7篇[4]，而在1896年到1919年之间，小说翻译不仅在数目，而且在种类上都较之前有了飞速的发展。政治小说主要有《佳人奇遇》（梁启超译）、《政治波澜》（赖子译）、《游侠风云录》（独立苍茫子译）、《苏格兰独立记》（陈鸿壁译）等等。教育小说、科技小说、侦探小说等在内的多种类、多形式的文学翻译作品也纷纷亮相。主要有《青年镜》（南野浣白子译）、《苦学生》（苦学生译）、《歇洛克奇案开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译）、《黑奴吁天录》、《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译）、《惨世界》（苏曼殊译）等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晚清时期，中国翻译的国外小说达四百种，而如果算到五四前夕，则共有800余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小说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俄国2种，其它国家的7种。 译作最多的要属林纾，他仅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翻译介绍（与别人合作）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0余种小说达1200万字，属于名著的就有40多种。[5]这种百花齐放的翻译局面在新文学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中国本国的新文学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阿拉伯国家出现最早的翻译小说应该是1876年雷法阿·塔赫塔维翻译的法国作家费讷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1651-1715）的《特勒马科斯》，这部经他删改翻译的小说含有讽谏当政者的意味。在此之后，许多翻译作品纷纷问世，涉及的范围也由最初介绍西方科技国情而发展到传译多角度、多形式的文学作品，如爱情小说、教育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而其中又以爱情与冒险小说最为繁多。纳吉布·苏莱曼·哈达德（Najīb Sulayman al-Haddād）除翻译多种戏剧以外，还翻译了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1888年）；尼古来·里兹古拉（Niqulā Rizgur）翻译了小说《拿破仑三世的覆灭》（1904年）；1907年拉希德·哈戴德（Rashīd al-Haddād）翻译的俄国小说《追求》，1912年穆罕默德·斯巴阿（Muhammad as-sbā‘ī）翻译了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1915年白柏威·阿里（Babāwī Ghālī）还翻译小说《幸福家庭》。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Mustafā Lutfī al-Manfalūtī 1876-1924）翻译的作品有删改成较短篇幅的《牺牲》（即小仲马的《茶花女》）、《殉难者》，即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1768-1848）的《阿达拉》）等，收录在他的作品集《泪珠集》中，此外，他还翻译了长篇《菩提树下》（又名《麦吉杜林》）[6]、《为了王冠》[7]、《布勒和薇吉尼》[8]（又名《美德》《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又名《诗人》）[9]等等。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Muhammad ‘smān al-Jalāl 1828-1898）以及其它埃及文人还翻译了莫里哀、斯威夫特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塔尼尤斯·阿卜杜（Tasyūni abdu）还创办了杂志《说书人》，其中登载了很多著名翻译小说，如《浮士德》、《伊莎布皇后》等等。其中苏莱曼·布斯塔尼为《伊利亚特》译作所写的前言和结语探讨了阿拉伯文学翻译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早期探讨阿拉伯翻译理论的著作，而他也被是为“阿拉伯现代科学批评的先驱之一。”[10]1892年，埃及还成立了翻译学会。据埃及书库资料统计，仅到十九世纪末，阿拉伯翻译作品就超过百部，以英法的译作为多，也包括少量的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作品，有些是从原语言直接翻译过来的，有些是通过英法译本转译而成的。这些作品活跃了埃及人民的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文学鉴赏力，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为埃及的文学振兴打好了基础。
国家主权沦丧，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有的政治、思想体制已经严重的束缚了发展；本国文学创作陷入停滞，人们急需有大量新鲜、有思想、有见地的文学作品出现，宣扬进步思想，学习西方之所长来强壮本国。这些都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近代文学翻译运动产生的共同社会和文化背景，正因为有着相似的背景，比较他们的近代文学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共同的特点：
一、二者的近代文学翻译，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都集中体现为翻译介绍西方国情、最能集中体现西方进步思想、进步科技的作品。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带动下，进一步引发了小说翻译。而在小说翻译方面，首先畅销于中国和阿拉伯近代社会，引起读者兴趣的则是那些冒险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娱乐通俗小说。尽管也有有识之士提出过重视小说宣传革新思想的功用，例如，中国著名文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倡导人梁启超1898年在他于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中，明确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政治小说会使国民思想为之改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为自己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原作为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所写的序中，他甚至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1]在打他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改革、揭露民众生活、宣扬革命思想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在极大程度上都起到了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思想，其翻译的目的正如林纾在《鬼山狼侠传》序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了“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12] 阿拉伯国家的翻译文人也不乏以宣扬人道思想、自由平等为目的而进行翻译的。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在他为自己翻译的小说《为了皇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13]。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与阿拉伯近代文学翻译小说中，虽然后来宣扬爱国思想、新民风、民智的小说对二者社会乃至自身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最初二者翻译作品能够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仍然是爱情、冒险、侦探等娱乐小说，这其中又以情爱小说为首。就译作思想内涵对二者影响程度来看，在中国及阿拉伯社会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娱乐小说（情爱、冒险、侦探类小说）——思想小说（政治、历史、宣扬个性的小说）——自身创作小说”的渐进循环。虽然在时间上有些是基本同步的，例如，在中国，娱乐小说的译作几乎与思想小说同时登台，而在阿拉伯国家似乎是娱乐小说要比思想小说早一些；二者的自身创作小说也是基本上在一出现译作就开始了蹒跚颠沛的尝试。但是，其影响的先后顺序基本是上述一个过程。1882年，在中国问世了法国作家茹尔·凡尔纳科学冒险小说《海底旅行》的最早译本（卢籍东译），1898年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人有“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的赞誉。1903年出现的有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译的《月界旅行》、包天笑译的《铁世界》，都是凡尔纳的科学冒险小说。1905年，周作人以“碧罗”的笔名译了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侦探小说《玉虫缘》（1905年）等，一系列的娱乐小说纷纷登场。在阿拉伯国家，最初刊登译作的杂志，对其刊载消遣小说从不讳言。1893年,《青年》杂志刊登了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1802-1870）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宣称其目的就在于娱乐读者。而经常在《光明》杂志上刊登译作的纳斯布·迈什阿拉尼（Nasīb al-Mash‘lānī）也说自己翻译小说是为了博读者一笑。《东方青年》杂志也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其中一部短篇《夫妻俩》，并称刊登此作是因为“这是一部充满了睿智的小说，奉劝男士将其作为夫妻生活幸福之道的基础。”[14]从埃及书房保存的《山鲁佐德系列》杂志篇目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译作主要是一些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冒险和爱情小说，如这类小说没有过多的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真实状况，但却可以满足阿拉伯读者猎奇和向往爱情的心理。独立出版的长篇爱情小说有穆罕默德·鲁特菲(Muhammad Lutfī)翻译的《命运之指》，纳欧姆·马克尔兹勒（Na‘um al-Magrzal）翻译的小说《爱的酒杯》等，侦探小说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有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作品等。而埃及作家曼法鲁蒂的翻译小说《麦吉杜林》所揭示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布勒和薇吉尼》为我们所揭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是被本国读者反复颂读。它使人们敢于正视自己被压抑的情感，敢于站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斗争。如果说爱情、侦探、冒险等娱乐小说首先受到国人的欢迎与当时译作接受群体的素质趣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这其中爱情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就不仅与此有关，更与那时中国与阿拉伯社会特殊的思想封闭与禁锢气氛是分不开的。
钱钟书曾经说过，习俗慢慢会演变成传统，而传统往往会束缚变革，同样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点，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东方国家尤为明显。在中国，多年的封建束缚使人们习惯于压抑人类的自然情感，培养出一批批四平八稳的道学先生。因此，反映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经、史、子、集”等正统文学才是高雅文人的推崇，而那些风花雪月歌颂爱情的作品往往居于次列，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曾有的白话言情小说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大结局，而且把玩他们的也只是一些下里巴人，而居庙堂之高者对此总是不屑或是故作不屑一顾的。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如此，在伊斯兰教严格的宗法制国家中，女性连抛头露面都要收到严格的限制，更不要说自由的谈情说爱了。谈论爱情成了宗法中伤风败俗的罪行，成了人们心中触不可及的奢望。但是，人类的自然情感是很难久久压抑的，作为纯真人性的一面，必然会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强烈的追求和喜爱，而且往往愈压抑，爆发的愈强烈。在近代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内忧外患使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而对爱情讳莫如深的压抑又越发的使人们感到窒闷，积郁在心中的各种情感都希望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而爱情被视为他们争取自由、独立自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第一步。加上近代引进西方文学后，小说的地位在中国和阿拉伯社会发生了微秒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堂而皇之的阅读小说了。因此，那些反映西方世界对自然情感推崇的作品，凄婉爱情中体现的百转肠回的情感，一经与人们的心灵碰撞，立刻显出了超乎往时的巨大反响。除了在政治革命小说中，释放人们的爱国情感外，这类小说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情感的天地，成了他们释放自身情感的另一个突破口。不断的正视人类本能具有的却长久以来都到压抑的情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过程和表征，因此从人们对待小说特别是爱情小说的态度变化，可以折射出人们乃至民族的思想进程。
二、文学翻译在起步、发展的最初，必然会经历一个探讨、摸索的阶段。针对同一部译作，由于许多词的译法、许多地名、人名等音译词都语言先例可寻，因此，个人翻译使用的语言往往就不同。同一个作品，在译本里就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地名、人名（这里并不指涵由于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译作各异），这是各国文学翻译的最初都极难避免的现象。不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近代除了这个相同点之外，在文学翻译手法上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就是，那时二者最初的译作大部分都不属原作的姓名，也不交代译作原本的书名。而且他们常常出于追求典雅，或是便于国人接受，都会给译作起另外一个书名。如《块肉余生记》、《孤星泪》《红礁画桨录》等（有些还在译作序里说明原作者，而有些就极难考证了。）。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时删改原作、不注明原文为何种语言，不标明原作者或者改变书名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往往使人误以为是创作作品。例如艾哈迈德·哈菲兹·奥德（Ahamad hāfiz ‘ud）在《民间夜谈》杂志上发表他翻译的法尔德里克·马尔伊特的小说《贾菲特寻父记》时，将其分成五篇，各篇名称看上去似乎毫无关联：像《复仇记》、《娶妻记》、《皆大欢喜》等。这些现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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