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先生不仅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师表，而且还以他的著译、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中阿人民之间，在党和回民群众之间，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座立交桥。
打倒“四人帮”后，马坚先生决心争分夺秒，在晚年仍拼搏不息，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
三、一座立交桥
马坚先生不仅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师表，而且还以他的著译、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中阿人民之间，在党和回民群众之间，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座立交桥。
马坚先生青年时代曾立下宏愿，要做两件大事：除了发展阿拉伯语教育、推广阿拉伯语外，便是翻译《古兰经》。他是为译好《古兰经》而去留学的。从学成归国开始翻译，到先生逝世后的1981年《古兰经》全译本的正式出版，不能不说，这一译本实际上凝聚了先生毕生的心血。
早在1949年出版的《古兰经》汉译本(上册)“译者序”中，先生就指出：“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古兰经》也就不能本着《古兰经》的教训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发扬文化，为人民服务。”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先生毕生译经的宗旨。近一个世纪内，《古兰经》的汉译本虽出现了10多种，但正如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教授在为马坚先生所译的《古兰经》作序时所说：“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译本的”，“这个本子的出版，将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这一译本已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与阿拉伯原文合璧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这就更证实了它的价值，它必将会在国内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除《古兰经》外，马坚先生的译著还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认主学大纲》、《教典诠释》、《回教与基督教》、《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等，著作则有《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等。这些著译对我国人民了解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教育等诸方面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它们至今仍是我国在这些领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书。
早在30年代，马坚先生在开罗留学时就使自己的翻译、研究成为一种双向的学术活动。他把中国先哲孔子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译成阿文在开罗出版，并通过演讲和书刊向埃及和阿拉伯人民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概观”。
我还记得1980年在开罗进修期间拜访埃及大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1911—2006，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本中国书是，一本是讲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另一本则是孔子的书，那是当时—个中国留学生翻译的，他是我们的同学，很用功，后来成了东方学者，还来开罗访问过。”他指的两本书，一本是由英文转译的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另一本就是马坚先生译的《论语》。马坚先生及其译著当时在国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了。
解放后，马坚先生更热心于向阿拉伯人民介绍有关新中国的一切。如早在50年代，他就曾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译成阿文，介绍给阿拉伯人民。
马坚先生在中阿人民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著译中，也表现在他参与的政治活动中。
解放后，在建国初期，中、阿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见、会谈和一些会议都是由马坚先生亲自担任翻译。如1956年11月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声援埃及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时，中国政府的声明就是由马坚先生翻译并直接向阿拉伯国家人民广播的。1958年，为了声援黎巴嫩、约旦两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万人大会，中国政府的声明也是由马坚先生翻译并直接向阿拉伯国家广播的。马坚先生生前还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开罗出席过第十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伊拉克……他的翻译、他的活动，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声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意，加深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为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架桥铺路。
1960年，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向客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曾举当时担任阿语翻译的马坚先生为例说：“马坚先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没有他，你们讲阿拉伯语我听不懂，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听不懂。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就是说我与马先生合作的很好嘛!”接见后，一位在场的英语翻译曾对马先生说：“马先生，你成了党的统一战线和长期合作与共事的典型了!”
马坚先生对党，对新中国、新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说：“中国人民革命成功了，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人民都翻了身。我们回民不但自己翻了身，连我们的祖先也翻了身。”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作为中国广大穆斯林的杰出代表，他又成了连接党和广大穆斯林群众、我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一座坚实的桥梁，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1951年初，因北京《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语无伦次的山姆大叔》一文某些措辞、提法不当，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从而引起北京穆斯林的愤慨，触发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马坚先生在妥善、圆满地平息、解决这一事件中，通过发言、写文章，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主席读了马坚先生当时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等文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当时任东语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说：“解放后不久，我当时还住在北京东城的翠花胡同。有一天，我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去看我。他告诉我说：‘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由此可见马坚先生在解放初期对中华民族大团结所起的重要作用。”
马坚先生先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回民又常把他当作权威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说明官)，遇有疑难问题总写信向他求教。马坚先生无论是在参与国是的发言中，还是在回答回民所提的疑难问题的阐释中，总是尽量做到使党的方针、政策与穆斯林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原则与伊斯兰精神是并行不悖的。他的这些言论、文章对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老马识途 老骥伏枥
不要说在“大革文化命”中帽子横飞、乱棍齐下的那些日子，即使在那之前，很多人依据习以为常的模式，也往往认为马坚先生是个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学者。其实，这种看法极不公平。马坚先生一生的道路没有走错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态度也从没有含糊过。
且不说他在留埃期间多次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归国后，他在重要的关头也没有走错过一步。刚回国时，一位颇有权势的大人物曾邀请他到重庆做官，他婉言谢绝了。他刚在北大任教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民怨沸腾，马坚和北大一些进步教授一起，多次签名在报上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在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南下。提起此事，他曾说过：“他们把飞机票都买好了，我就是不走。我不跟他们走。”解放后，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动员群众捐献“回民号”飞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此后，由于“左”的影响，马坚先生有些意见和观点有时不为人们理解，甚至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他一如既往，看到什么问题，仍然及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马坚先生性喜幽默、诙谐。他因患白内障，视力很弱，常认不出对面走来的熟人，有时会自嘲地说：“我这真是‘目中无人’了。”别人问及他为什么那么大年纪头发却是黑黑的，他会诙谐地说：“我这是蒙受了‘不白之冤’!”
说马坚先生“目中无人”，自然是天大的冤枉，他时时刻刻总是把人民，把国家放在眼里，想在心里。至于“蒙受不白之冤”却不幸被他言中。但即使在蒙受不白之冤的“文革”期间，他也始终没有动摇过爱祖国、爱人民和相信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马坚夫人在回忆马坚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的境况时说：“他深受‘四人帮’打击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从未低头认错，更未因此消沉，浪费时光。他总挤出时间搞自己的翻译工作。1970年以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步履蹒跚；左眼早已失明，右眼也只有0．2的视力，看书写字除戴眼镜外，还要用十倍放大镜。但他仍想为祖国多做贡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完成了长达55万字的《阿拉伯半岛》一书的初稿翻译工作。
严冬过去，春天来了。打倒“四人帮”后，马坚先生决心争分夺秒，在晚年仍拼搏不息，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
1978年，马坚先生对他的《古兰经》全部译稿做了最后一次修润。严重的糖尿病在折磨他，几分钟就要去一次厕所，行动十分吃力。但是，对民族文化事业的责任感激励着他的斗志。他说：“先知穆罕默德说过：‘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病症都有医药，只有衰老是无药可治的。’我要和我的衰老作斗争，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趴在桌子上吃力地修改着，一字一句地校对着，实在坐不住了就躺在床上，静听他年轻的助手念一句原文，再对照一句译文，发觉译文稍有不妥之处，就立刻叫助手纠正过来。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就吃点药，休息一下。
就在这一年，马坚先生还抱病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贡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会后，他又在同年3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把晚年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文章，再次表示：“我虽然已是70多岁的人了，左眼失明多年，右眼视力很微弱，行动吃力，但我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不料，就在这一年—1978年8月16日凌晨，马坚先生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享年72岁。
ليست هناك تعليقات:
إرسال تعليق